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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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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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