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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民约论》、《天演论》等，小小年纪对这些内容并不能理解，但也知道了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世界。

刘海粟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姑父屠敬山。屠敬山在1891年科举会试中考中进士，1917年，蔡元培担任国史馆馆长和北大校长时曾任命屠敬山为总编纂。蔡元培与刘海粟之后的缘分不能不说与屠敬山有关。

屠敬山非常喜欢苏东坡，常常领着幼年的刘海粟参观苏东坡的书院旧址，并给他讲述苏东坡先后11次来常州的典故。他为刘海粟详细讲解前后《赤壁赋》，品评苏东坡的文思与才情。后来，屠敬山看到小海粟有绘画天分，又常常给他讲解出自常州的画家恽南田。恽南田又名恽格，在明清之际独辟蹊径，开创出一路“没骨花鸟画”之画法，并创立了蔚为大观的“常州画派”。屠敬山最为推崇的是恽南田不为清廷所用的品行气节，他为海粟制定了一套摹习南田先生的学习计划，让刘海粟学习《南田诗抄》、《南田画跋》、《寿平尺牍》等，并借此告诫海粟，要想成为大画家，就必须先做一个大学问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经得起挫折与磨难。

14岁之前的刘海粟几乎不知挫折与磨难作何解，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在14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品尝到了悲痛的滋味——他敬爱的母亲，因为肺病，年仅52岁就与世长辞了。自小生活在母亲照拂与疼溺下的海粟一时间仿佛觉得世界都要坍塌了。母亲的去世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14岁的海粟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落入包办婚姻的窠臼（1）

生长于小镇农户之家的徐悲鸿与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刘海粟，其各自的经历与个性大不相同，但是命运有时也何其相似，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曾经历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包办婚姻，或许，这是那个年代青年男人必经的命运成人礼。但是偏偏这两个人都不相信命运，从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走出来了，先后到了上海，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少年徐悲鸿因父亲病重，作为家中长子，开始挑起生活重担。他绘画才能出众，常为周围朋友、亲属绘画，因此，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宜兴颇有名气。父亲卧床养病，悲鸿也放弃了走街卖画的生涯，17岁那年分别去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于是，悲鸿开始身兼三职，在三个学校之间来回奔走，往往是天麻麻亮便开始动身，每天奔波几十里，常常过家门而不入。

当时正值1911年，虽然辛亥革命的思潮暗流涌动，但是远在宜兴的徐达章脑子里仍然固存着很多老式的想法，卧病在床的他对儿子的刻苦勤俭很感欣慰，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也逐渐提上日程。在父亲的坚持下，悲鸿与一位周姓女子订下婚约，悲鸿非常不满意这段婚事，曾经想要逃跑，但被父亲找回来了。不得已，悲鸿与这位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成亲。第二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悲鸿为这个孩子取名“劫生”，以表示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徐父却很高兴徐家有后，能够延续香火，将孩子的名字改为“吉生”。

有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有妻有子，在徐父眼中，儿子的生活应该不错了，但是在悲鸿心中，想要改变现状的想法从未停止过。当时，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镇，传播新思想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次第出现，江苏靠近上海，也得以能够阅览报纸杂志。

一天，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兴之所致，就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作品——《时迁偷鸡》。《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是清末秀才，也是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之一。张元济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然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非常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人物鲜活生动，他非常喜欢，于是大笔一挥，给了这幅画二等奖。

这个小小的奖项如同暗夜中的烛光，让徐悲鸿心中一亮。上海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开始在时刻不停地召唤着少年悲鸿，尤其是看到《申报》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的广告后，更觉心动，广告上写着：“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这对于一心想要走出去学习西画的悲鸿而言，不啻于一个很大的诱惑。

而这个从广告上看起来设备精良的学校其实是他的江苏老乡刘海粟主办的。刘海粟或许也没有想到，他的一则广告吸引来一位一心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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