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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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会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在后世的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到了后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据后世史料显示，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在光绪32年的时候，据全国最大的票号日升昌所属的14个分号统计，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而日升昌分号总共有400余家，一家32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人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后世的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后世的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后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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