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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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前往“行在”临安府的路途已走了大半，又不断接到宋高宗前后自相矛盾的手诏，还有秦桧以三省、枢密院名义递发的省札。尽管来回更改，最后仍是令他“疾驰入觐”，“赴行在奏事”。他对此类诏札，只能报以苦笑。当岳飞不断听到中原传来的意料中的凶耗，不由悲愤地说：

“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以本军单独完成北伐的希望至此彻底幻灭。他八月到行朝，不愿再说废话，只是一心一意力请解除军务。岳飞还恳辞新加的少保官衔。他痛切地说，“比者羯胡败盟，再犯河南之地，肆为残忍，人神共愤”。“今则虏骑寇边，未见殄灭，区区之志，未效一二。臣复以身为谋，惟贪爵禄”，“万诛何赎”！

在颍昌大战中，岳雲“功先诸将”，但岳飞按照惯例，不予上报。宋廷查明后，承认“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将岳雲升迁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其升官制词说，“成功行封，犹有遗者”，“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将，厥功为多”。岳飞仍然上奏力辞，说“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宋高宗针对岳飞辞职的回诏说：

“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虽卿所志，固尝在于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请宜不允。”

尽管猜忌已甚，只因“未有息戈之期”，宋高宗还不敢顺水推舟地削夺岳飞的兵柄。

岳飞无可奈何地返回鄂州。战事看来尚须进行，结果无非是今日收复一地，明日又放弃一地，养敌残民，无补国事。捐躯者血沃中原，肉肥广野，作出了惨重的牺牲，自己的祖国却南北分裂如故。岳飞每念及此，真是心如刀割。

第三节北方抗金义军的失败

宋朝的正规军撤退了，而北方的爱**民却依然在敌后苦斗。

李宝军在开德府一带被金将徐文所败，被迫向南方转移。抗金义军在广济军夺取金人的纲船队，虏获很多银、绢、钱、粮，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李宝依曹洋的建议，袭击一支前往增戍的金军，杀敌无数，捉住七十余人当活口。这支义军途经金朝前沿要塞淮阳军时，有贾姓知军率数十骑追来，问为何人，李宝说：

“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轻骑一来相见”。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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