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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关于太阳系日心说的科学证据掩盖的各种方式。约翰·奥斯本的《卢瑟》描述的是在罗马宗教改革之初，一个普通的牧师与同样的权势相对抗的故事。

还有罗伯特·鲍特的《四季之人》，影片涉及托马斯·摩尔的生与死，塞缪尔·约翰逊认为他是“这片岛屿培养出的品德最佳之人”。摩尔大胆的对亨利八世（“这个没人敢反驳的恐怖之婴”）说了真话，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直忠于自己的良知，其实也是忠于亨利的摩尔问“如果在我的国王向我询问真相的时候对他撒谎，这能帮助他吗？”在摩尔被判死刑的那场审判中，理查德·瑞奇爵士为国王捏造的指控做了伪证。当摩尔发现亨利任命瑞奇为威尔士司法部长时，他挖苦说“为什么选择瑞奇，将这个人的灵魂给了世界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更何况是给了威尔士！“

总的来说，这些戏剧提醒了所有的领导者，在现代组织中，他们有道德义务创造出本书作者之一所说的透明的“坦诚文化“。重要的是，“ethos”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是文化的意思（一般被译为”特质“），而它也是”伦理“这个词的词源。在这篇文章中，我解释了——一位正直坦率的实在人和一位有包容心的倾听者——这两方面的存在如何决定了道德的透明，另外，下属和领导双方应该如何从众多的历史文学哲学作品中，从那些敢于向当权者说真话的人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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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1）

第一次读《安提戈涅》是在1973年，接下来的十年里，索福克勒斯在古代君主制背景下提出的道德问题也出现在我研究和咨询的现代组织中，对此我感到很震惊。1982年，考尔斯媒体公司（《明尼苏达州明星论坛报》的拥有者）邀请我和他们的高层主管探讨企业文化。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帮助：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丢掉了《look》杂志，70年代失去了《Harper’s》（前者倒闭了，后者表面上看是不得不卖掉）。随后，这个郁闷的公司净收益在1979年到1982年之间从1220万跌至了70万。（会谈）一开始，我让高层管理团队的成员用简短的最具概括性的词语来描述一下公司的文化。——沉默。

我再问。——更多的沉默。最后有人传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傻瓜，你看不出来我们无法说真心话吗？让我们匿名写吧。”我照做了。接下里的两小时里，我提出一个关于他们文化的问题，他们便写下答案……我再把答案收集起来读给小组成员听。在这个乏味的会议后，一些主管私下里告诉我，这次会议是自小约翰·考尔斯掌管公司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小约翰·考尔斯就解雇了几位这里的经理，原因是他们“不忠诚”（对当权者说真话？）其他几位也在反对他的某些决定时辞职了。此后不久，考尔斯家族便在公司陷入更可怕的经济困境之前解雇了约翰。

但并不是所有我研究的公司都拥有这样有害的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那时联邦快递公司刚启动的管理团队做了一次关于雇员生产力的演讲。讲了不到十分钟，一个年轻经理就打断了我，对他的同事提出了挑战：“教授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点和几周前管理层的一个重大决定向左。我建议我们用刚学的知识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决定。“令我惊讶的是，小组听取了这个建议，立刻展开了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自由辩论。真正让我惊喜的是，级别较低的经理迫使决策层的人为他们的决定辩护。最后，当他们对该政策难以自圆其说的时候，年轻的经理们要求老板立即现场改变决定。这种混乱的交流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左右。最后他们都去吃午饭了，没有一丝不快；从面子，权利，地位的角度来讲，谁都没有输或赢的感觉。很明显，这种乐于提出尖刻问题，挑战现有智慧的心态以及开放的环境，从一开始就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我似乎是屋子里唯一一个觉得这种交流不同寻常的人。后来，我在1985年的一本书中谈到过那时的感觉，我认为，如果联邦快递能够保持这种开放和罕见的学习及改变的能力，它的未来一定会继续非凡的成功。

事后再看这两个对比性很强的例子，除了道德问题，大家都能明白为什么考尔斯的组织最终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什么联邦快递通过接受改变，期待改变，并通过技术、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竞争性的改变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全球化公司之一。我当时从这些经验中学到的教训是，如果公司的企业文化健康，那么经理一贯都乐于通过一系列建设性的异议，重新思考哪怕是公司运作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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