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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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原因,外界忽然传言:孙犁的文章,不能改动一个字。
这当然是妄传。他实在不记得,别人对自己的稿件稍加改动,就盛气凌人或示以不满。倒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贬抑,曾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①实际情况是,做为投稿者,他是非常善于体察编辑改稿的用意或苦心的,而且也是做到了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如《孙犁文集》的《自序》,在以《文集自叙》为题向《人民日报》投稿时,有一段文字(大约三百余字)概述他们那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并涉及时代和社会。发表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文末有所注明)。孙犁以为编辑删得好。“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①在编入文集时,孙犁采用了编辑的改样。
再如《玉华婶》(《乡里旧闻》之一)②,原稿中曾记述:玉华婶老了,儿媳们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此稿投寄《文汇月刊》,登出后,此句被删。孙犁说,乍看此句删得奇怪,细想情有可原: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使人联想起“老干部”,编辑将之删去,虽稍损文义,孙犁还是谅解他们的苦衷的。这就是说,他不只为文章着想,同时也为编辑、为别人着想了。
他已经交稿、还没有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是《无为集》,他在给编辑的信里说:“您在编审过程中,可严格选择一下,宁缺勿滥。无内容之书信,可酌量删除,另有不合时宜的文章、段、句,可删者,亦望不要客气。”③这哪里说得上,他的文章,别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至于他自己的修改,那就更不必说了。他把修改文章,视为成功的重要途径:“多修改文章,要几遍地修改。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①他知道欧阳修晚年还在修改文稿、为身后百世读者着想之后,深受感动。他以为以文字为业的人,应该学习这种榜样;但这样认真的人实在极少,所以传世之作也极少。他还认为,欧阳修并非天才作家,但他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执笔为文,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以成功。他的文章实得于力,非得于才。
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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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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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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