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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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说汉克只带巴克·弗里曼、吉米·曼顿还有他们的妻子前往中国。我气愤极了，于是就找了个时间，走进汉克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然我刻意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努力不让汉克发现我有多失望。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汉克还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他只准备带那些跟中国相关的人前往（　我明白为什么要带巴克；不过虽然我非常尊重也很喜欢吉米，可我不明白他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吉米年事已高。汉克接着说道，“你还很年轻，今后会有足够多的机会。”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全球大捷（2）

但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怒火已经平息了。虽然他并没有表扬我，也没有感谢我帮助公司拿到了邀请，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非常赞赏（　虽然我知道，当我通过大通和拉曼设法接触中国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利用自己的关系设法打通前往中国的通道，而且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不管怎么说，我并不值得为此牺牲我的前途。

第一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跟一家外国公司建立合作，AIG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这份工作交给了巴克·弗里曼来完成。他们找到了一位破旧的打字机，汉克站在巴克的一边不停地提建议，吉米·曼顿站在巴克的另一边。我至今也不清楚巴克到底是否会打字。总而言之，后来这份备忘录被翻译成了中文，作为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弗里曼至今还记得，那份备忘录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AIG　将会继续讨论建立合资公司的可能性。”

1980　年，我访问中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跟一群同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访问。坦白说，这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旅行，但它却可以让我更加了解一个即将与AIG　建立关系的国家。三个星期并不短，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务，我向汉克告别，并在出发之前接到了他的送别电话。我有时候会觉得在AIG　，旅行和其他类似的活动本身就是酬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5　年的AIG　中国之旅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此后汉克无数次前往中国，并最终帮助AIG　再次成为在中国境内经营最好的外国保险公司。1975　年，就在格林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PICC　的宋国华和其他官员跟格林伯格进行多次会谈。到了1980　年，双方的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商谈双方在百慕大组建中美保险有限公司（China　America　Insurance　pany；　Ltd。；）　的股东协议，这也是PICC　跟外国保险公司第一次建立伙伴关系。1985　年上半年，中美保险公司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分公司。

当然，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打个比方，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中国官员说他们的理赔金额太高了，所以希望AIG　能够为他们承担更多的再保险，希望AIG　能够出于“合作和友谊”对他们提供更多帮助。不用说，汉克果断地表示拒绝。

1992　年，在汉克第一次访问中国17　年之后，友邦人寿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个外国人寿保险执照。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保险公司的唯一一张执照。如今AIG　在中国的八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整个中国（　包括香港）　每年为AIG　带来13　亿美元的收入，虽然这只占到了AIG　年度总收入的2％，但由于中国的保险市场每五年都会增加四倍，所以AIG　在该市场上的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为了拿到这张执照，AIG　对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长期的盈余预测，AIG　是不会这么做的。前不久我问小弗里曼中国政府能够接受AIG　是否真的像AIG　内部所流传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坚持付清了所有的赔偿，而如今当初很多在史带上海公司工作的人都成了PICC　的员工。”小弗里曼说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给PICC　很多他们需要的东西。”又一个AIG　神话破灭了。

事实上，AIG　在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的坚持不懈。AIG　内部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AIG　实际上是“一切都是格林伯格”（All　Is　Greenberg）　的首字母缩写——AIG　的中国之路就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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