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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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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愧”改成“待”,意义完全不同,并且“两昆仑”更引起议论纷纷。在介绍谭嗣同一生的政治生涯之前,非得先把这首题壁诗弄清楚不可,否则谭嗣同这个政治人物,也就无法描绘出来。

首先,诗中提到的张俭和杜根是怎样的人物,应加详释。谭嗣同像《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谭嗣同在诗中用此典故,其意是说,因张俭亡命遁走,累及宗亲伏诛者以十数,不足为取。他宁愿不亡命求生,以免贻累亲友。所以谭用“怜”张俭,不愿效其所为。

另外,《后汉书·杜根传》记载:“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大怒,收执根,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始得诈死逃窜。”谭诗的意思,是自愧杜根,未能直接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但梁启超把“愧”改成“待”,意谓再待几年,太后被诛(因郑后15年后被诛),便可奏其功。因此,又把“直谏陈书”改成“忍死须臾”,也就可看出梁的苦心。流血请自嗣同起其次,梁启超窜易谭诗的动机,是出于他的最后选择。因为梁在亡命日本之前,曾劝谭嗣同也一齐逃亡,有“忍死须臾,等待出头”之语。但谭嗣同告以中外变法几多?有几人为变法而死?他已抱必死之心。他对梁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

谭嗣同自己已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所以,在谭的题壁诗中,已很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愿作张俭第二,贻祸亲友,也不愿意作杜根第二,贪生怕死,惟恨没有直接上书太后而已。题壁诗的一字之易,可看出梁、谭的归宿不同,一个是选择亡命,一个是从容就义。

谭嗣同是一位热血男儿,从他自小就有任侠的行为便可看出端倪。他是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比康有为小六岁,比梁启超大九岁。他取字复生,因为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姊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他自己亦是绝死三日而复生,他父亲便给他取字复生。

父亲谭继洵是碌碌无所表现的湖北巡抚。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据他说:“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他母亲曾对人说:“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母殁以后,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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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2)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情,留学早稻田大学戏剧科,名剧作家)读书。欧阳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平生最敬佩王夫之和唐诗人李贺。嗣同对这位老师极甚尊敬,受其影响,对李贺也特别喜爱。欧阳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唐才常下文从详),师徒三人,至为相得。

嗣同受教于欧阳中鹄是在北京,因他父亲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才在北京出生。而欧阳中鹄当时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谭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好任侠,就在他受业于欧阳中鹄门下的时候,他结交了北京的侠客,一人是通称“大刀王五”的王正谊,另一人是通称“通臂猿胡七”的胡致廷,这二人便是他的游伴。

王正谊是回民,从小爱看《水浒》,痛恨贪官污吏和为非作恶的地方恶霸,就干起窃富济贫的“义贼”行业。后洗手不干偷窃勾当,充当“镖客”。王正谊在江湖中颇有名气,子弟遍全国,形成一种秘密结社的地下组织。他又常在北京的湖南浏阳的同乡会馆走动,胡致廷也常来结游。嗣同在少年时代,结识这两位江湖中人,从王正谊学会耍单刀,从胡致廷学会太极拳和双刀术。

光绪四年(1878),谭嗣同十四岁,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1883)谭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翌年,嗣同二十岁,便往新疆去当巡抚刘锦棠的幕僚。锦棠是湘军名将刘松山之甥,而刘松山是由曾国藩推荐给远征新疆的左宗棠的一员名将。刘锦棠又兼钦差大臣,因要增加幕僚,便念起同乡之子谭嗣同来。

这一年,中法战事起,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巴德诺尔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法战争,本来是清廷打胜仗,却签订了投降条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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