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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江与蒋锡培的经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后,那些在1989年“私产归公”的企业绝大多数又都通过各种形式回复到了原来的产权性质,而在当时这确乎是人们恐慌心理的某种体现。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则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万宝邓韶深之外,还有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宝德有色金属公司的余振国等。根据新华社记者顾万明的报道,到1990年3月为止,广东全省共有222名厂长经理外逃,携款额为亿元。
1990 乍热骤冷
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
—罗大佑:《恋曲1990》,1990年
1990年的中国,是在一片打击假冒伪劣的###声中开始的。浙南的温州再次首当其冲。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温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的地方。这里是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在一些人士的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一颗必须被割除的毒瘤。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却是好像市场经济的“麦加”,是民间力量突破旧体制的急先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温州的评价,成为了改革立场的“选边战”和温度表。每当政策走向出现变动的时候,往往在这里可以嗅出最初的迹象。
温州商人被称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背井离乡,外出闯荡,他们是中国最早具备了市场意识的那群人,也是第一批在商业活动中赚到钱的人。在温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贸易商人、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个民间银行、最初的股份制企业,在很多年里,他们像一条条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一个有盈利机会的领域里,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各地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地下油田、到新疆倒卖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新观念传播人、新产品推广者,也是最早的走私商、偷渡客、伪劣产品制造者,他们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地在第一时间捕捉住刚刚萌生出来的商业机遇。
一个关于温州商人精明的故事流传颇广:一位东北的国营企业厂长来温州洽谈生意,双方在价格上卡壳了,温州人当即将之拉进最好的海鲜餐厅,一顿大吃大喝后,东北人的肠胃不出预料地抵挡不住,于是深夜急送住院,温州老板马上派出自己的老婆,在床前日夜端盆伺候,东北人自然被感动得无以复加,两人立刻称兄道弟,价格上的“小小”分歧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温州某贫困县还出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定购各种各样的二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到了泰顺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就去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那些外地企业追上门来讨债的时候,就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他们看:人也死了,向谁催债?就这样,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很诡异的诈骗游戏,当地还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80年代末,凡是去温州的人都对当地餐饮文化叹为观止,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在当时,另一个让全国民众很难接受的现象是,先富起来的温州人掀起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造坟运动”,《中国青年报》记者麦天枢曾用惊讶的笔触描写1990年前后的温州:“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是成百上千的坟墓。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一个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从观察椅子坟轻易地得出结论:哪个村镇最富有,哪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与硬骗强取截然不同,却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与血腥,展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市场繁荣和民众富裕的是,原有商业秩序的破坏、淳朴的公共观念的淡漠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确切地说,温州现象并非孤例,它同样存在于所有商业活动率先活跃起来的地区,如广东的珠三角及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地区、江苏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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