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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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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朋友有着友谊和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起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三十一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四岁。当时在场的李大钊的二十四岁的学生罗章龙,如今这样回忆往事:“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的十天》(引者注:即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等。

第三部分:酝酿乔装的“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2

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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