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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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拿起一看，惊喜出声：“《钱塘集》，苏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坛又生辉了。”他禁不住翻开诗集，急急拜读。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迟疑了。

韩维忙以话语相勉：“子瞻此集之诗，现已哄动京都，流传于书肆、酒楼、学舍、官府，文人学士以先睹为快，真是纸贵京都。”

司马光神情黯然，缓缓合上诗集，轻轻置于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语：“三年前与子瞻、介甫飞盏流觞话别，子瞻曾以‘纵饮座中遗白帖，幽寻尽处见桃花’的诗句相赠。苏子瞻自己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韩维又忙为苏轼辩解：“此诗集乃驸马王诜镂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从友人之手集苏子瞻近两年来在杭州部分诗作而成，恐怕苏子瞻此时尚不知此诗集已行世。”

司马光苦笑摇头：“王晋卿重于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韩维不以为然：“苏子瞻此诗集中，并无天命诞怪之句，而以饱满之情，赞江南风光之丽，抒民情纯朴之欢，哀民间疾苦之深，发人事不修之怨。华章似锦，字句成珠，已为京都黎庶吟诵成谣，听说亦得皇上赞赏。”

司马光喟然叹息：“此正是苏子瞻之悲哀啊！”

韩维惊愕地望着司马光，一时懵懂。

司马光肃穆而语：“持国公知道，天下丰晏，诗文繁茂，文网不张，百家争鸣，此文坛之春。天下艰危，言归一统，文网覆地，百家暗瘖，此文坛之秋。秦、汉至今，律而成规，此形势使然，非贤人圣人所能变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经地，因文附于道，非道附于文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着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故吾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此公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

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欲召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

司马光从几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持国公鉴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蛰居书局，目蔽耳塞，不闻墙外之事，亦不吐有关朝政之语，言而有信，足自慰矣。现时，‘十月不雨’困扰介甫，‘上天示警’逼压介甫，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毁介甫之所为以图快，此出于私人之情谊，亦出于朝廷安定之大局，介甫现时处境艰难，光唯有遥祝安顺而已。光之政见，也许会在《资治通鉴》的著述中以‘臣光日’之插话而阐明，不求有知于现在，只想求教于未来。公之所企，恕光不能从命。光深知苏子瞻之忠耿慧敏，亦深知苏子瞻之侠肠柔心，三年前介甫曾执酒赠子瞻‘直寻’两字，以期苏子瞻立业文坛。现苏子瞻‘直寻’于山村、街坊、民间，可‘寻’得山川之灵气，可‘寻’得时代之新风，可‘寻’得千古文化之底蕴，也可‘寻’得民间疾苦之泪痕。他是口无遮拦之人，又以诗魂词韵为生命，要他什么也不说会憋死他的。愿持国公以伴随天子之便，以缓子瞻它日之危。光叹服子瞻才气，常为大宋文坛有此百年人物而庆幸；光珍惜子瞻诗词，常吟诵以陶冶性情，但此诗集，光惶恐而不敢领受，亦不敢拭目拜读，个中情理，持国公自当深知。光怀疚谢罪了。”

司马光说罢，向韩维深深一揖。韩维周身一凛，为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神交的友谊深深感动。“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从这位败落而蛰居于园林之内的“陕西子”身上，他看到了人世间坦坦荡荡、诚不欺友、义气相扶、危难相济的高贵。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颗执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苏轼那颗狂狷不羁的火烫之心。人生交契，若能达到如此神韵相知之境界，当无怨无憾了。

韩维挽着司马光的双手，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若再勉为其难，以语相逼，确有很亵于天理人情之尊贵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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