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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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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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