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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法重刑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韩非后来点评申不害、商鞅的政策法令时说，“二子于法术皆未尽善”。倒是韩非自己能够集两家之大成，立法以治民安国，运术以安君驭臣。被其同学李斯施展于秦国之后，影响广泛，也是后世专制君主仿效的样板。

商韩两家的法治思想并未超过管子之学，不过在实施方面另有新意。历史上最早将律令之文向大众宣示，是从刑书刑鼎开始的。商韩承续了管子的布宪施教之说，深入详尽，尤其是商鞅的方法更为完备，使全天下的官吏与民众无不知法，“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而且“法令明白易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商鞅的制度较为周密，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天子置三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韩非也明确“以吏为师”。

法令的施行必须与赏罚结合，否则就成了摆设。商韩法家思想的特点就是重赏严罚，即使有功劳也不能抵消其罪，而且商鞅的罚恶不赏善的说法就更偏激，“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也。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商鞅的重刑理论就是用来治理秦国了，“治国刑多而赏少”，“故善为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因为商鞅深信人性并无为善之可能，政治的直接效能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推进道德。他认为政治生活虽然有善恶之分，但只能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道德为依据，合法的就是善，不合法的就是恶；善是公民的本分，而恶就是犯罪，守法应该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商鞅认为，“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所以“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

商韩的重刑理论尽管看起来有失于偏激，但也几乎与近代西欧的法律平等原则相近。尤其是商鞅的“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与封建宗法时代因所谓的亲、故、贤、能、功、贵等事而降低刑罚标准迥异，所以史称商鞅治秦“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即使太子犯法也同样惩戒他的师傅。――商鞅深谙法治的先天不足，就像管子所说的那样“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谓法治，本来就应该正本清源，即使君主也必须自身守法，但商韩两人所说的法治，君主地位却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专制理论到了商韩之时已经臻于成熟。

商韩的法治思想是法令一旦制定就不能擅自篡改，另行解释，也没有人情可言。商鞅就说过，“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韩非子也特别认同这一点，“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即使是所谓的善言德行，他们认为也会眩惑人心，所以对此深恶痛绝。商鞅说，“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韩非也说过，不仅仅是朝廷大臣行法外之德足以害法，君主如果自己也这样做，产生的恶果则更大。

儒家总是认为仁义有助于治国，而韩非认为，仁义只是空有美名，没有实际的作用，儒家轻视政刑，津津乐道于“天下归仁”，实在是荒谬之极。如果要驾驭人民，除了利诱威胁别无他法。商鞅在他的《商君书·修权篇》就说，治国须赖法、信、权三者，“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操也。”君主操有生杀之权力，而平民百姓显然毫无权利可言，只有任其宰割。

韩非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朝廷大臣虽然是君主与人民之间承上驭下的阶层，但他们本身也是君主管理的对象。儒家说过，只有法律是行不通的。所以，韩非力纠其弊，采用申不害的“术”来弥补法治的不足。“术”是君主“潜御群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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