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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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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争斗的势力也转向了国内舞台。皇道派的将领和支持者们仍然把持着实权,陆军和海军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舰“高雄号”上服役的28岁的高松亲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陆军中笼罩着一种“法西斯情绪”,政治家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停战协定使天皇很高兴,但是这还不够。“此时,要不为军队的胁迫所动摇,且要抑制财阀的利己行为,要想办法重建和谐之日本。”几个星期后,高松宫记述道:“如今国民财富的九成被大约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担忧转到了 “无人能充分理解”的海军力量上,这不仅指“炮击山海关和上海事变”,还包括了整个危机中“陆军和外交的行动能量之大”。之后的几个月中,亲王注意到了海军以及整个社会中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迹象。1933年快要结束时,明仁皇太子的诞生使高松宫感到既高兴又轻松,他终于卸下了皇位继承人的重担。皇室血统无恙存续的消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对于荒木来说,日本面临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同样严重。他宣称,“不分一二,心醉欧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已经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扫地出门的关头了”。此时,屏幕上出现摩登的情侣们在银座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手牵手漫步于暮色中、繁华的东京街道上,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断受到欢迎,日本民众开始受其影响的典型镜头。随后,推出的是皇军部队在满洲严寒酷暑中战斗,学校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士兵们写慰问信,神社中的参拜者,与前面的镜头进行对比。荒木谴责舞蹈、高尔夫球、美国电影、女性的化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屈从西方的价值观陷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人们。替代这种污秽的应该是传统的意识,比如农村生活、神道信仰和军队服役等。当务之急是要放弃对享乐的追求,为完成伟大的民族使命甘愿接受个人的痛苦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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