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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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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