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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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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恐怖,唯有让官吏们生活在胆战心惊中,帝国皇权才可能威严无比,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们做官的一个心法。在大清重臣的传记中,经常能看见“气度端庄凝重,喜怒不形于色”等评价,专制王朝的权力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幽默感。

雍正腊肉统治期间的惊天大案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

1728年9月26日,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义士张熙受老师影响,以为岳钟琪姓岳,就沾点民族英雄的气节,希望他能反清。不料岳钟琪已完全成为了大清走狗,在套出了投书者的全部秘密后,开启了文字狱的血腥之门。张熙的背后是曾静,而曾静又受江东义士吕留良影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写下这样豪迈诗句的中国的特立独行之士,在死后也遭到了残酷迫害。大清腊肉们绝不放弃每一个摧残中华民族民气的机会,“吕留良、吕葆中父子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的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官员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宣讲,命兵部官员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腊肉信誓旦旦:“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从这件事得出的政治厚黑经就是:腊肉们的许诺哪还能相信?秋后是一定要算账的。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的“巡回报告团”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是时,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版。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巡回报告团”的成绩和作用是明显的。起到了督促大清官吏兢兢业业,为黑帮发展日夜不敢松懈的作用。广东巡抚傅泰就属于大清的好官吏,他举一反三,牢牢地守住了大清的舆论阵地。

雍正腊肉期间,另有裘琏戏笔之文字狱。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广为传诵。康熙末年,70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6月,裘琏死于京师狱中。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文字狱更凸显了大清专制的恐怖。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腊肉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腊肉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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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这种口误错字其实是潜意识的反映,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其实心中何尝不认为雍正腊肉们是猴子猢狲,是窃国大盗。作为大清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徐骏自然知道已经有人因为“清风”之类的言辞丢了脑袋,他写作的诗句,可以看做是对黑暗时代和黑帮政权的不满。

而85岁的裘琏突然被捕,死在狱中,也击碎了大清黑帮政权尊老的神话,要知道在大清康雍乾腊肉时代,耗费纳税人的银子举行了多少次千叟宴,以营造盛世歌舞升平的假象。可以看看大清黑帮是怎样对付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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