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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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信念，是对如何发挥天皇权威统治军队的意见对立，是对国内动荡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尤为敏感的牧野，在亚洲门罗主义风潮的面前，立即放弃了他对日－英－美协调路线的支持。他没有与军部发生冲突，而是公开放弃了长期信赖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国联的决定，而这曾是他本人协助建立起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居于政治顶层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说是这个变节的10年中最早的变节者。

没有看到任何文献，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们曾试图修正陆军的大陆政策，以避免与国联的决裂。也许是受到公众陶醉于陆军勇猛作战的气氛的影响，裕仁决心去冒险。对于可能由此导致的外交孤立，他几乎、甚至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就批准了内阁决议。对他来说，在当时与不驯服的陆军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国际亲善更重要。裕仁没有悟到，国际孤立并不能治愈内阁与陆军之间内在的结构上的分裂，而这个裂缝，随着他直接行使统帅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宽。

齐藤首相同样目光短浅。在向贵族院的一个秘密会议（2月21日）做报告时，齐藤与天皇一样，只对退出国联所带来的短期的小处影响表示了忧虑，比如国联和美国是否会允许日本继续控制在南太平洋托管的岛屿等。人们也许会认为裕仁应该向齐藤就退出国联的长远后果提出问询，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那样做过。

新外交政策激发了日本人对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认识方法的变化。旧统治精英们在大萧条最糟糕的阶段没能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勇气，国民于是转向支持军队。军部至少被看成是民众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并且准备出手相救。一旦国民听任反中国、反西方的排外主义发展，并欣然接受满洲事变，遏制军部的惟一机会就落在了宫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们态度坚定，那么向亚洲门罗主义——宣扬日本拥有保卫亚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权利——的倾斜不是没有逆转的可能。可是宫廷派和有宫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倾向于以种族对抗的观点来看国际事务，他们平时对追随哪条路线本来就有见风使舵的倾向。结果，他们选择了与军部的合作。

在亚洲大陆推行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无疑也是对欧美列强的挑战。这个挑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容易。齐藤内阁登场时，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形态迥异的国家组织体系和价值观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运动——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权迈进。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摧毁凡尔赛体系，重整军备，为战争做准备。

英国保守党就中国市场的控制权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1932年渥太华的大英帝国经济会议上，托利党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决议建立大英帝国内的英镑联盟，通过对帝国成员的优惠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在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富兰克林·Ｄ·罗斯福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处理经济危机。他支持自由贸易，尽可能地与更多的国家缔结互惠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特别是，他通过改革国家的某些严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给民众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复兴政策放置了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尤其对黑人）体制，同时还有减少西半球和菲律宾对日贸易输出的倾向。

至于苏联，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标志着非民主主义的重工业化。1932年，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它还着手增加军用飞机和坦克的产量，重新装备其“远东红军”——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日本在大陆的扩张。令人无可辩驳的是，有着巨大军事潜力的苏俄能成为日本战略野心的障碍，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日本的大陆扩张支持者强调了与美英的其他摩擦。尽管美英两国处理经济萧条的对策不一样，在对日政策协调上存在困难，但它们的政治家们都被描绘成在国内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义的虚伪实践者，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日本的新闻记者很喜欢这样描述。相反地，日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国的纳粹抬头对日本来说是个好兆头。德国在日本之后退出了国联，成为英美和苏联的潜在敌人。1933年，纳粹德国也处于非常状态，与日本一样，正致力于民族和文化的复兴。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日本的“生命线”

这样，日本的领袖们为了使他们在满洲的行动正当化而提出的思想观念，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非常时期财政和贸易联盟以及在国内的政治和思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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