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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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的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用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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