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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3）

《宋史·许遵传》对此案有比较详细的论说。阿云只是许嫁，未行婚礼，因为她不愿嫁给丑陋的夫婿，便乘其在田舍睡觉时以刀砍之，其未婚夫身受十余处创伤，一指被砍断，却侥幸未死。负责查案的人怀疑是阿云所伤，对其进行审问时，阿云开始没有承认，审案的官吏欲加刑掠时，阿云才道出实情。当时的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订婚之日，尚在服母丧，因而这一婚约是不合法的，只是平常的杀伤，不能算是杀夫。狱上于朝，有司定为谋杀已伤，主张处以绞刑。许遵对此表示不服，认为阿云一被审问便承认，应判为自首，不当重惩。这起案件被报到刑部，刑部官员认为许遵太狂妄。不久许遵判大理寺，重提此案，认为刑部议罪不公，阿云应当以自首减刑。自首而不减罪，则后日无人肯主动认罪，也不合疑罪从轻之例。于是朝廷命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重议此案，司马光等人仍主张以谋杀论罪，应当处死，王安石则赞同许遵。

司马光等士大夫大都是赞同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的，他们对阿云有的只是痛恨而无任何同情心，认为以妻杀夫，罪加一等，因而坚决主张判阿云死罪。王安石则对阿云非常同情，认为阿云虽是谋杀，但受害者并未致死，而且阿云有自首的行为，应当从轻减刑。王安石依照刑律对司马光等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将此案定为谋杀致伤，因自首减二等，使之免死。神宗因王安石所言既与律合，又为犯罪者开了一条自新之路，便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将此定为律例，使凡是本人自道者皆为自首，减二等论罪。

王安石主张依法办案，坚决反对妄以人情改变律令，在这方面他有时显得十分固执，不近人情。据说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少年获得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同伴求之不得，便自恃二人交情深厚，硬将鹌鹑拿走了，结果少年一气之下，追到门口将他杀了。开封府判少年死罪，王安石却对此不服，指出按照法律，无论是公然抢夺还是暗地窃取，都以偷盗论罪。朋友不与却硬将鹌鹑抢走，就是劫盗，故少年追杀之是捕盗，虽死勿论。此事闹到上面，审刑院、大理寺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正确，王安石的意见不足取，诏令王安石谢罪，但他却拒不认错。

这一故事出自其政敌之口，真假难辨，很有可能是用来攻击王安石执拗、不近人情的杜撰。即便是真的，也只能说明王安石是一个严格依法、死抠法律条文的认真得近乎固执的人。少年因小事杀人固然不对，但对方确实是公然抢劫，以盗论处并无不妥。按照当时的刑律，捕盗确实无罪。假如当时也有辩护律师一说，王安石的辩驳确实十分有力。有司定之死罪，是因为二人平时关系亲密，强取者只当是朋友之间的玩笑，并不认为是劫盗犯罪，也没想到会遭追杀，开封府便认同强取者的想法，不认为是劫盗，这样少年的行为便成了故意杀人了，故罪当死。其实开封府及审刑院、大理寺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不能单方面认同强取者的看法，难道朋友之间就可以硬夺硬抢吗？或者说只是一只斗雀，朋友拿去玩玩何妨，何必因此杀人？其实一只鸟同样是个人财产，也是拿钱买来的，硬拿就是抢劫。王安石的固执只是说明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判案，不可随便掺杂人情因素。

王安石还主张大量培养法律人才，让一批懂法知法的专门人才担任执法者。他认为法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是与百姓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大事，让那些只通过诗赋考中进士的人做官审案，等于是问道于盲、草菅人命。因此他在当政之后，便添设了“明法”科，考试律令、《刑统》大义和判案，后来又规定所有考中进士和各科的人都必须再参加一次“律令大义或断案”的考试，合格者才委任官职，这是因为中进士和各科者都有可能出任地方官，而地方官大都得负责审案，让不懂法的审案，就根本不可能公平判决。

王安石重视法律，大力培养法律人才，主张官员必须知法，这本是一件大好事，却遭到守旧派的冷嘲热讽和肆意破坏。苏轼做诗言“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对此大加嘲讽。在他们心中，王道胜过霸道，尚德胜过尚力，礼治胜过法治，甚至连刑名法术的字眼都是罪恶、是他们这些君子耻于道及的，仿佛治国根本用不着法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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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度（4）

苏轼无权，只能发发牢骚，而司马光一上台，就在科举方面首先废除了明法一科。司马光的理由很简单，他称律令是当官的人才需要了解的，没必要让普通的士人预习。也就是说，只有统治者才有必要、有资格知法懂法，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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