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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饮,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李后主之死(2)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后因牵连,“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娇,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摹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立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
遣使召神卫军都虞侯朱全赟以上江兵入援。全赟拥十万众屯湖口,诸将请乘江涨速下,全赟曰:“我今前进,敌人必反据我后。战而捷,可也,不捷,粮道且绝,奈何?”乃以书召南都留守柴克贞使代镇湖口,克贞以病迁延不行,全赟亦不敢进,国主屡促之,全赟不从。(以上均《续资治通鉴》)
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
八年春,王师傅城下,煜犹不知。一日登城,见列栅在外,旌旗遍野,始大惧,知为近习所蔽,遂杀皇甫继勋。(《宋史》)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宋?王泳《燕翼诒谋录》)
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淫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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