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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就是茂陵。2006年的考古发现,茂陵占地约50平方公里,有120多座陪葬墓、400座藏有各类陪葬品的陪葬坑、14处陵庙、寝殿遗址,还有埋葬了两万多个修陵人遗骸的墓地。为守陵而设置茂陵邑,就是茂陵县。勒令数万天下富豪、旺族迁徙至此。
实际上,从春秋时代管子开始就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说的是“重农抑商”,而行的却是官本商末。在皇帝的通令之下,官府搜刮民财是最简单、最粗暴的做法,也是中国古代历届政府的一个典型胎记。每个王朝初期,战乱初定,都可能出于休养生息的策略考虑而对民众有所放松,稍具财富之后其主流就是抑制商人,秦二世罚商人戍边充军,汉武帝抄没商人财产――商人是私营业主,而不是官商。
汉代以后官、商完全合流了,商贾之人只有逢迎官府、巴结权贵才能得以生存,仰人鼻息苟且偷生固然有违人性,但为了保全个人财产也迫不得已。官商的产品虽然质量低劣,成本很高,价格很贵,老百姓也不得不购买。由于官商不会面临多少竞争的威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需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抑制民间商贸的政策也造成了中国古代无意探求新奇、科技长期停滞的局面。
官商勾结的代表:晋商与徽商
汉武帝以后,官与商大规模的勾结就开始风行于中国社会。――此类史实多见于稗官野史,正史上并无多少记载,完全被遮蔽了,因为历代王朝为了确保自己的宝座,最担心商人们恃财夸富,乱人耳目,颠覆皇帝的权威,所以历代官方推崇的口号都是“农本商末”。
汉朝以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风水轮流转,官营手工业一直占主导地位。官府政策法令的变革虽然牵动着官营企业与民间私营手工业、商业的沉浮,民营大小企业数量还是空前增多,遍及各主要行业,只是规模仍然偏小。由于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的民营企业增幅更大,出现了制糖、印刷、棉纺等新的民营企业,但私营企业仍然无法与官营企业抗衡。不过,工商业的繁荣,小商品经济的发达,也造就了宋元话本小说里的市井商业社会以及拥有官府背景的商贾豪强。
明清时期的官营企业基本上沿袭了旧制,不过匠役制度已有所变化,役匠计酬和计值雇工日益普遍;而私营企业主,不论地主、商人还是农民,本身并没有和土地脱离关系,其管理和生产经营仍然很传统,以家族式管理为主。到了清代,官营企业由于经营方式落后最终走向衰落,数量有所减少,行业也局限于织造、铜政、军器、造船、铸钱等几个行业,而民营企业活力较强,经营模式多样,联号经营、合伙股份制、委托经营、经理制、租赁制也开始出现。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几个手工业发达区域: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苏、松地区,以杭州为中心的杭嘉湖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渤海沿海地区等等都是私营企业的集中地,是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地带。更为显著的是流通行业出现的两大松散的商人集团:晋商与徽商。
晋商与徽商曾经是明清史上盛极一时的“红顶”商帮。他们先后享誉于明清两朝,最后湮没在清末民初的硝烟之中。其盛极而衰的原因,除了缺乏基本的实业以及无法避免的战乱之外,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依附官场。自古以来,官场就没有起码的是非看法或道德标准,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一旦他们手中的权力消失,那么,附庸在官员身上的商人就不可抗拒地走向悲剧的宿命。
一、官府与官商(4)
晋商起家于长途贩运,将中原及南方的粮食、茶叶、布匹、池盐运往塞北边防重镇,后来转向了以金融票据、存款、汇款为业务的账局与票号,以汇兑存储取代了现金往来,甚至数条线并行不悖。这得益于明初的边饷政策,结交官府之后凭原本的诚信获得贸易特权。明清两朝政府的财政金融流通也仰仗于晋商,晋商以其强大的金融网络,开辟了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徽商的运作之道与晋商类似,他们将本地的竹、木、茶叶以及歙砚、徽墨等特产贩运外销,后来获得特许贩卖淮盐的权力,一度击败晋商集团。
晋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时被朝廷摊派军饷,因此获得空头顶戴,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的身份获利巨丰。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自始至终受制于重农抑商政策,也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握有万贯家财,足以傲视权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政治上是弱势群体,需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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