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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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景物气候和生活遭遇两方面的感动论说诗歌产生的缘由，实际也简略地概括了魏晋以来诗歌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文专门论诗，却没有引用相传为孔子门徒所作、具有权威性的《毛诗序》对诗的意见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儒家说诗，注重于诗的政教功用，《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为典型。

而钟嵘说诗，则注意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情的作用。四时有迁变之景，人生有悲喜之遇，感荡心灵，故达之于诗。引孔子“兴、观、群、怨”之说，也主要从“怨”着眼，即诗可以抒发幽愤。后面解释赋、比、兴，完全当做抒情的手法，也与历来儒者解经之说不同。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是说经过诗的宣泄，人的感情可以得到平衡，也是中外文学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主张之一。二是列举诗歌的主要题材，显然偏于哀怨伤感一类。南朝的音乐、文学，都以伤感的情调为主。这不但是当代人对生活的一种感受，也与伤感情绪最能动人有关。

有无华美的辞采与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也是作者决定诗人品等高下的重要标准。他对曹植最为推崇，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无以复加。概括其诗歌特点，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就是钟嵘认为理想的境界。《序》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所以，书中列为上品的，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主要从五言诗起源的角度考虑外（也肯定其深怨雅丽之长），就是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这一系列文人诗的代表人物。

以此为标准，作者对许多诗人与作品提出批评。对玄言诗，指责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对曹丕，不满其“鄙质如偶语”；对嵇康，认为其“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对陶渊明，“叹其质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鲍照的批评。鲍照在齐梁影响很大，《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为当代最主要的三个诗歌流派之一。但钟嵘将鲍列入中品，评其诗云：“贵尚巧似，不避险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鲍照的诗当然是华美的，但过于近俗，又过于激烈动荡，所以评价不高。总的来说，作者的批评，有时颇具眼光，有时却显得浅薄。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持的诗歌标准比较单一、没有更多地重视诗歌风格理应多样化的问题。本来，以品第论诗，并不是一种好办法，他再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诗人，所得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魏晋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使后人深为不满，多致讥刺。不过，这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如崇尚渊雅，反对切直，即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不仅是作者个人的问题。

反对用典和声律论，在梁代，确是特异的看法。钟嵘列出古诗中的一些佳句，认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多用典，致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他还尖锐地说，喜欢用典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写诗的才能，以此来标榜学问（“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对于声律，他认为只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具有自然的声调之美，就足够了。讲究四声八病，会使“文多拘束，有伤真美”。概括起来，钟嵘反对用典笔声律，是为了保持诗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坏诗的抒情功能。其出发点无可非议，攻击时弊，也很有力量。只是，事有利弊，本不可执一而论。适当地运用典故和声律手段，对于诗歌创作仍然有很多益处，《诗品》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不够周全。

论述诗歌的源流，是《诗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除了《序》有总论外，对各个诗人，都分别指出源于何人，或又兼有何家。如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大体总源在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种，分散为众多流派，纲目理得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后人深有启发。不过，一定要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又全部总系于《国风》等三种之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间或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也就是难免的了。

书中对诗人风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贬如何，大体能做到简要准确，这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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