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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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里的老乡已准备好了。他们帮忙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我们在厨房的饭桌边坐下。桌上的大碗里装着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感到很难堪，因为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间，小郑，那个脸蛋白净的上海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她们就不再会那么讲究了。

按习惯，我们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为着争夺肉骨头而打架。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艰辛困苦，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在春播农忙季节，前后大约要忙上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沉闷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见靠近村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们几个知青，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边上，我站在田埂上，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着被窝余温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双脚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头的冷痛，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双脚被冷得麻木了，就丧失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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