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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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和西夏也做起了买卖。

发达的商业从大商人数量的急剧增加看出来，京城汴梁云集了好多富商大贾，继寇准以后任相的王旦就曾说过：“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就连一年赚上千万的千万富翁也并不少见。随着商业繁盛，给大宋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商税是宋朝国家收入的支柱之一，景德年间商税年收入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过分。

要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前景当真是一片光明。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好事要是遇到了心怀叵测的小人，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这个时期的发展，与寇准尽心尽力的辅佐之功密不可分。自景德二年十月毕士安暴病身亡以后，寇准就一直独居相位。赵恒对寇准也是信任有加，另外还带着感激和敬畏。这是因为寇准支持赵光义立他为太子，再加上这次力促亲征，才达成了“澶渊之盟”，赵恒加寇准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对其更是倚为长城。

王钦若寇准这个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很有个性，再加上少年得志（此公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做事难免有些率性而为，得罪了不少的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在太宗赵光义朝，王钦若一开始是亳州判官，一年阴雨连绵，老百姓上缴的谷物都很潮湿，管理仓库的官吏拒不收纳，可总出不进，存储的粮食越来越少，王钦若便下令把潮湿的谷物收到仓内，以后再支出粮食的时候，先发放潮粮。这样，既解决了老百姓无法缴纳“国税”的实际困难，还不至于坐吃山空，粮食还不会霉变，可算是办事有方。这件事后来被赵光义得知，很是赞赏，亲手写了个嘉奖令予以表扬，记住了地方上的这位从八品的小官，过些时候就将他选拔入京，当上了朝官。

赵恒即位后，王钦若第一个站出来请求减免五代以来积欠的赋税，并且在一个晚上就把该减免的数目理清造册，第二天呈上了朝廷，因此他又得到了想有所作为的赵恒的赏识，从此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高职。以此看来，王钦若虽不是忠诚善良之人，却颇有才干，能干一些实事。

人，有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东西，很难以“好”和“坏”来简单地区分，假如硬要以“好”和“坏”来区分，只能说有干不成事的“好人”，还有能干事的“坏人”。有的“坏人”不仅能干事，而且机谋深远，奇变横生，在这个世界上纵横自如，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王钦若恰恰就是这种人。

当他劝赵恒“南巡”的时候，被寇准不指名臭训一顿，随后还被驱赶出京，他心里可就把寇准恨上了，虽然很快他又恢复了副相的职位，但和寇准怎么也合不来，便干脆自己请求解除了执政职务，担任了资政殿学士这个清职。

在这个期间，他和知制诰杨亿、直秘阁钱惟演等奉诏纂修“历代君臣事迹”。这是一部类书，直到大中祥符六年才编完，赵恒诏题为《册府元龟》。文人聚在一起免不了吟诗、作画、喝酒、嫖妓这些“风雅”之事，工作之余他们也彼此作诗唱和，竟然积少成多，被杨亿以《西昆酬唱集》为名汇编成册，这些诗作讲究辞采，多用典故，被人们称为“西昆体”。西昆体在当时成为时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足见影响之大。

王钦若也就是跟着喝酒凑热闹，并没有什么大作流传下来。“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杨亿，其诗《汉武》嘲讽了汉武帝求仙慕长生之事。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吟诗编书，这种悠闲风雅的日子对文人学士来说是好事，可对有着强烈政治欲望的王钦若来讲，就等于是在服刑，他想方设法要报复寇准。

终于被他想到了妙计，一天在散朝后，赵恒很恭敬地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凑到赵恒近前问：“陛下这么敬畏寇准，是因为他对江山社稷有功吗？”

赵恒想也没想就说：“当然了。”

王钦若却说：“澶州那一战，陛下您不认为是国家的耻辱，反倒认为是寇准的功劳，真让我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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