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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我国社会摆脱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政府当局提倡建立新式学堂并鼓励私人办学，私立高校由此得到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国私立高校有64所，学生40581人，分别占公、私立高校和学生总数的34。6％和31。5％。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高校227所，其中私立高校69所，占总数的39％。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学校，于1951年将全部教会大学收为国有，1952年将其他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

熊丙奇国家包办教育，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无法把教育全包下来。虽然几乎所有教育资源都在国家手里，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这个机制良性运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大家开始认识到，政府包办教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个性，按国家的思路来办教育。过去二十年时间，我国开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可是直到现在，还基本上是国家办教育，民办高校的学生规模只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多一点。而且，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

陈丹青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五四前后引进西方文明，其中一个就是教育国有化，大学开始叫做“国立”。但这是西方在18世纪产生“现代国家”以来的办学状况。中国迟至20世纪才建立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而从孔夫子以来，从汉代最早草创科考制度以来，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教育文化体制。我们总是批判封建科考制度如何腐朽，认为《儒林外史》是科考制度腐朽不堪的百科全书。可是清末民初哪里来那么多人才？如果中国教育在清末烂成那个样子，人才哪里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等大人物哪里来？蔡元培什么出身？他是前清的举人。中国教育国有化接近百年了，后来再没出过以上级别的大人物，尤其是近五十年。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熊丙奇中国教育的发展，过去一百年来，大多处于模仿他国阶段，先西方列强，再苏联，后又西方。在借鉴别人经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全盘否定自己，反封、反帝、反修，一路否定过来，没有传承自己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从模仿赶超到独立创新……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的差距》，陈平，“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4月。）

陈丹青教育国有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确有效促进了国家快速现代化。现代国家的首要标志就是最大程度、最有效地整合并调动各种资源，使国家富强。所有后进国家都会全力促成军队、产业和教育的国家化。但是这一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与旧的形态发生冲突，每个国家不一样。我们不能质疑教育国有化，而是应该认真检查，在教育国有化的近百年过程中，哪个阶段、哪种做法比较奏效或不奏效？它发生了哪些问题？导致哪些结果？最后，这些问题与结果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或损害了教育？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国情所致。

作者补记我们高等教育行政化办学特别突出，我和一位大学党委书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行政手段可能是当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如果不利用这种方式，发扬什么民主，讲什么自由，其结果肯定是大家互相扯皮，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他还举例说，有一次关于学校发展规划的讨论会，请来各院系的教授，但讨论会最终成了表达各自利益的场所，大家都只想如何在规划中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第8节：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陈丹青是的。可是国情也在变化，五四时期的国情、1949年之后的国情、1979年以来的国情，都在持续变化。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我常会警告自己：要认清国情。你看，目前大学的种种措施，其实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可是一到中国，就会变形。

还有更重大的问题，但同时是绝对沮丧的问题……教育的根基，教育的第一步，不在学校，而是在家庭。百年革命的过程是消灭阶级的过程，最后，家庭单位也被支解。苏联的阶级也被消灭了，但家庭单位还在。你在学校无法接受、不准接受的教育，在家庭里还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这是太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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