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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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孝武抓情报机关抓得很紧，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不论蒋经国扮演何角色，孝武在江南案当中的关系并不单纯。

日后每当提起江南案，我都会为汪希苓感到惋惜。如果汪希苓担任“驻美代表处安全局”顾问时，表现不要那么积极，中共方面不要对美国施压，逼迫美国要台湾方面撤换汪希苓，他应可继续在美服务。“情报局”局长李筱尧中将，出身陆军；当时的国安局局长是汪敬熙上将，这两人和士林官邸都毫无渊源，孝武和他们的熟悉度及信赖度都不够的情况下，哪会有江南案的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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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就是指使杀江南的人（2）

20世纪80年代初期，蒋经国身体情况已常亮红灯，但他依旧事必躬亲。蒋孝武、蒋孝勇兄弟，必须在体制之外替父亲“分忧解劳”。情报工作，是孝武最感兴趣，也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着墨最深的一个环节。故而难免予人孝武想效法乃父，从情报组织着手接班，争夺大位的主观联想。因之，若干“党外”杂志也一窝蜂竞相报道孝武是蒋经国接班人的消息，沸沸扬扬，争相评述。

江南命案被美国情报机构侦破，并被媒体披露后，蒋经国极为震怒。有人向我透露，蒋经国生气的原因，是根据内部机密情报研判，他怀疑那几个参与“制裁”刘宜良的情报局官员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已被美国人收买。蒋经国当时启疑的原因是，只要我方提出一些有关江南事件的说明时，不多时，美国方面就会提出新事证，来反击台湾方面的说明，硬是要逼台湾方面承认这个案子，就是由政府情报局派人执行的。

美国放出的一些消息暗示孝武是幕后策动者，并且因而把蒋经国牵扯到整个案子当中，这点让蒋经国震怒异常。但是，蒋经国走出办公室后，单单从外表似乎一点都看不出他内心的愤怒。蒋经国即使遇到像江南事件这么重大的案件，也不会表现出任何不寻常的迹象。

江南命案后，孝武被“流放”新加坡，不管他是受池鱼之殃，或是果真罪有应得，江南命案的爆发，终于使得孝武的“接班，梦碎。不仅美国当局不认同蒋经国继续在台湾搞家族统治，台湾内部的民主声浪也沛然莫之能御，不允许蒋经国再搞蒋介石那套“传子不传贤”的老戏码。

从外人眼中观察，孝武外放新加坡似是“流放”，但蒋经国何尝不是想借着外派，保护孝武，维护他的政权。根据中国道家思想，否极终有泰来之日。孝武奉派去新加坡当副代表，位阶等同副大使，外交工作对孝武而言，是全新的领域，也是他人生历练里，继往开来的契机，孝武未必因此怀忧丧志。

江南事件解决之后，好不容易才让台湾与美国关系恢复正常。据了解，江南事件爆发后，美国方面曾经多次要求蒋经国引渡汪希苓，国民党政府方面坚持不退让，汪希苓才没有被引渡到美国。假使汪希苓被引渡到美国，他恐怕会吐露出更多惊人内幕，对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更将造成沉重的打击。

“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抚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被迫以“支持尼加拉瓜###游击队”为名义，赠送了一笔为数达三百万美金的“捐款”。这笔钱直接交给了美国里根政府，再由美方辗转交给尼游。这三百万美金献金，算是江南案后台湾对美国的“割地赔款”。以当时的币值计算，三百万美金相当于新台币一亿二千万元。损失这笔钱不至于动摇台湾的根基，但是，台湾的损失并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对台湾而言，损失的是台湾的尊严，江南案给台湾带来巨大的屈辱！对蒋经国来说，江南案的后遗症，是迫使蒋经国必须提早结束威权统治，彻底打消传子不传贤的意图。

更直接地说，从1949年以迄1984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辛苦耕耘了35年，目的不外乎为了延续台湾的政权法统，为了和中共争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地位。但是，因为江南命案，却让蒋氏父子三十多年的奋斗，几乎全部付之东流。杀刘宜良惹来国本动摇之祸，蒋经国的“冲冠一怒”到底值不值得？蒋经国心里有数。

郝柏村后来曾引述蒋经国亲口说法：“中美断交其屈在彼，江南案我理不直。”这巨大的损失，是蒋经国做出错误判断的必然代价，蒋经国不能怨恨任何人！

依笔者的看法，狙杀爱国作家江南，是晚年蒋经国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是国民党政府走向民主开放过程中，极大的“失分”。晚年蒋经国更大的“失分”，是他错估形势，继续坚持他僵化的大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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