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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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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不许演宫廷政治戏呢?这个弯弯绕也需要好好解释解释。因为这些戏里,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荒淫无道,宠爱西宫,听信谗言,冤杀忠臣。这些戏曲,如果是在宫廷之内演给皇帝看,可以起到给统治者打预防针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给乡野的泥腿子看,有什么用呢?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把皇帝演得这样无能,只能让平民百姓蔑视皇朝尊严。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监、劫法场”的场面,更容易引发他们以下犯上的冲动:“汉、唐故事中各有称兵劫君等剧,人主偶信谗言,屈杀臣下,动辄招集草寇,围困皇城,倒戈内向,必欲逼胁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戏文,以之演于宫闱进献之地,借以讽人主,亦无不可,草野间演之,则君威替而乱端从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监、劫法场诸剧,皆乱民不逞之徒、目无法纪者之所为,乃竟敢堂堂扮演,启小人藐法之端,开奸侫谋逆之渐,虽观之者无不人人称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动辄拜盟结党,恃众滋事,其原多由于此。”

而一些穷形尽相描写奸臣如何祸政乱国的戏也不许演。这些戏剧,往往把奸臣们演得太丑太恶太没底线,让今人看了,认为我和他一比,还好过他十倍,因而放松了自我改造的紧迫感:“奸臣逆子,旧剧中往往形容太过,出于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观至此则反以自宽,谓此辈罪恶本来太过,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胜过十倍。是虽欲儆世而无可儆之人,又何异自诩奇方而无恰好对症之人,服千百剂亦无效也。”

乾隆朝禁戏的另一个重点是武打、涉案内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在汇报中说,有些地方戏,以武打、凶杀等刺激性场面穿插其间,借以吸引观众。结果造成一些人争相模仿,“引类呼朋闯入戏馆,取乐争锋、逞凶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后果”,特别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强而辨别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请朝廷下令,禁戏以端风俗、宁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见,认为这些戏剧容易起衅成歹,诱民为恶,坏人心术。而那些热衷于观看这些剧的人,想来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若夫凶戏关目,如开肠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谨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顾,不欲卒视,其视之而毫无怖畏、手足舞蹈、跃跃如欲试者,此人非流氓即匪类,否则失教之子弟习于斗狠,将入下流者也,是凶戏关目之坏人心术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类暴力凶杀内容。《杀子报》中母杀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呕血,罗通殉难的盘肠大战,张顺跳波的舞刀弄叉,这些血腥场面都被禁止出现在观众面前。

乾隆皇帝并不是禁戏目的第一人,却是“戏改”工作的首创者。

在审查剧本的工作中,皇帝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老祖宗给我们留传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戏。可惜,用乾隆朝严格的审查尺度衡量,几乎部部都有“违碍之处”。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台上也就没有什么戏好演了。

皇帝认为,对于那些内容基本积极向上的戏,不宜简单粗暴禁毁,而应该通过局部修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为盛世文艺舞台服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戏的圣谕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致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掣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

意思是说,许多涉及南宋与金朝内容的戏,虽然主旨是为了表彰忠义,但是对金人等少数民族丑化过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制定了剧本审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详细审查收缴到的剧本有无需要改动之处,并汇报到皇帝处,由皇帝亲自把关定夺。皇帝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这些戏曲中的违碍及不当之处一一修改。

戏改工作按三个对头原则进行:一、思想感情对头,即对清王朝要怀拥护忠爱之情,对少数民族不得存歧视污蔑之处;二、基本情节对头,人物身份和关系应有伦次,扮演应使人信服、不可过分夸张;三、时代气息对头,不可乱用本朝服色,坚决纠正演员在着装、语言以及整体风格方面低俗媚俗现象,“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唱词、帮腔、武打龙套、身段扮相、念白台词,到锣鼓、道具,都在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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