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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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父亲。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船坞的设计和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他早出晚归，而我要上第二个学：早晨在我们楼里有一所乌克兰七年制学校。休息日更是杂乱无章。显然，当局为了让人忘记星期天的宗教意义，不习惯教堂，实行了五天工作制：每五天是一个休息日——五号，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二十五号以及三十号都是休息日。工厂企业实行灵活工作日制度，保证连续生产。结果，许多家庭成员的休息日各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没时间交流。 很快就发现，在工厂企业里，往往不能找到某个当时需要的员工。出现了过度频繁的变动，最后“不间断生产”被迫取消。结果是，克里姆林宫的试验家们给家庭和生产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之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 这也许是党和政府最初的唯意志论决策之一，而苏联时期这种东西数不胜数，直到八十年代后起的反酒精运动，结果彻底搞乱了商业。惟一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所有决议和行动有科学根据的领导们，如何却不能预见到自己决策的后果。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永远不能知道，谁人将用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造福于他们。 有几次，父亲带着我乘快艇在第聂伯河上旅行。他跟来自莫斯科的政府委员会一起，挑选建造船坞的合适地方。我们乘船一直逆流而上，走得很远，然后顺流而下。大地测量专家考察适合建造厂房的一个个浅滩和小港湾。这都是些美妙、风景如画的地方，长满红藤蔓的人迹罕至的沙滩，以及接近峭壁的水淹草地，小河湾和小树林。但当时国家醉心于工业化。人们奇妙的梦境中都是建设工地的脚手架，工厂冒烟的烟筒和四处可见的输电线。很少有人认真想过，类似正在设计的船坞这样的工业庞然大物出现之后，将意味着第聂伯河沿岸自然景观的消失，人类与动物自然生活的终结。 好在父亲的影响起了作用：为船坞最终挑选的地点位于河湾处，伯多对面，从前那里曾是修船车间。基辅上游和下游的第聂伯两岸未遭到破坏，直到战后，在维什戈尔附近，由于博德戈尔内等乌克兰领导人错误理解的“体面”而修建的水电站大坝，破坏了周围环境，淹没了数十万公顷的良田和牧场。 一直让父亲醉心的船坞终于开工建造了。对他而言，这段时间一点也不轻松。在审判了著名学者，蒸汽锅炉设计师拉姆辛等一批工程师的所谓“工业党案件”之后，开始逮捕革命前的技术专家。在父亲周围，消失的不仅仅有工程师，而且有许多高级技工。在又一个同事被捕之后，父亲脸色阴沉回到家里，话很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干破坏。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里有个可怕的秘密。大家都像是着了魔一样。他们干吗要破坏？他们的职位不错，工作很好。为什么要让自己丢掉这一切？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算在他们头上的破坏行为，并不是恶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操之过急或者水平有限，随便那个建筑项目这种事情都少不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也没有逃脱这种下场。一个出色工程师，从少年时代就追随革命运动，他的儿子别佳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经常看见别佳的父亲和母亲，漂亮的黑发女人，出席我们在商人俱乐部的演出。别佳的父亲蓄着胡子，胸前戴着一个当时十分稀罕的红旗勋章，大概是内战期间某个勇敢的行动而获得的。他怎么会是个破坏分子？ “他不是破坏分子，”别佳见过马上就要被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父亲之后，哽咽着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承认从未干过的破坏活动，就是这一生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后一次做贡献。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还有内部敌人。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并相信光明的未来。认罪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在加强革命所创造的制度，支持了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后者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 许多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相信权力机关绝对正确。绝对不可以认为，正在发生绝对的专断。必须让人们相信，政府永远不会错。如果某个人被捕了，也就是说，他有罪。任何辩白自己无罪的做法等于是企图怀疑政府的行为，也就是怀疑制度的公正。许许多多的刽子手和受害者都是这么想的。一般来说，当内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总局——抓走了某个人，他便再也不会回来，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未有过这么个人。党内最显赫的活动家的名字从人民的意识中被慢慢彻底根除掉。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德舍夫，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留布切科，内务人民委员巴里茨基，以及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等人就这样消失了。在我直接的熟人之中，新经济分子勃勃杜波罗全家，以及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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