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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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无奈地接过了宋哲元递过来的担子，心里叹道：“不接受、不谢绝，这前后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

但宋哲元的离去，并没能最后解决华北的矛盾冲突。卢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7月11日夜，宋哲元在告假2个月后，终于由原籍乐陵又秘密地返回了天津。返回华北后，宋哲元立即召集29军高级将领召开了军政会议。

但这次会议宋哲元犯了关键性的大错，从而导致了日后平津、乃至华北战争的惨败。当时，鉴于日军华北兵力有限，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为此，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29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日军发起攻击。

但宋哲元这时却陷入了徘徊犹豫之中。7月8日、9日，蒋介石自庐山连发两电，指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对蒋介石这两电，宋哲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

几年来，每遇中日冲突，蒋介石总是以中央的命义令地方将领妥善处理，不可扩大事态，今天对29军为何一反常态？在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

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在他极不愿面对失去华北统治、与日本人全面摊牌之际，日军的缓兵之计便轻松地控制了他的思想。

军政会议上，宋哲元决定接受日军提出的苛刻条件，设法使这次爆发的军事对抗降为一般地方事件来处理，以渡过眼前的难关。他责成手下38师师长张自忠转告骁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

12日，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乎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宋哲元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内心里，他还是希望能在华北为王。发表谈话后，宋哲元即向全军下达了命令：（一）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二）解除北平戒严；（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四）严禁与日军磨擦。

在做出这一系列妥协姿态后，宋哲元明白不向南京交待不行，遂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一方面婉拒中央派援军，请暂缓派军北上，以免刺激日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当吉星团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奋起抵抗后，全国人心激奋，纷纷致电嘉勉和汇款慰问。宋哲元到天津后，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于7月15日竟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对29军的慰劳，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29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接到吉星文团和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冯治安第37师110旅旅长何基淬要率全旅投入战斗消灭这股日军的报告后，即在电话中对旅长何基沣申斥道：“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抗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最后指挥官宋哲元为军阀固有的私利所惑，导致了他抗战决心的摇摆不定，他的三心二意，又影响了手下的张自忠、冯志安、秦德纯等高级将领。当时，驻扎天津的38师师长张自忠打电话给驻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等29军决策人物，坦白地表示不同意对日抗战。此后，冀察政权就由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汉奸齐燮元、陈觉生的陪同下，与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

日军透过29军高级将领的种种活动，似乎已窥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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