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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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钧把讲武堂交给堂长夏之麒办。夏堂长是浙江X青田人，他与吴介璋均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生，曾任江西陆军小学监督，为人很好，我们同学发生什么风潮，闹什么纠纷，别人解决不了，他一出来便可以解决。二次革命失败后，夏亡命赴日，与陈英士等在一起，是陈英士十八弟兄之一，后来回到上海策动反袁，被袁氏爪牙暗杀，还比陈英士早死几天。

民国2年7月我们在讲武堂毕业，这时局面已很紧张了，不久便发生二次革命，我们讲武堂很多毕业生都参加这次反袁行动。

民国2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使gmd与袁世凯的冲突白热化，局面很紧张，gmd加紧反袁活动。其时有一江苏籍的gmd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说客，鼓动反袁，江西当局招待他，请他到处演讲。有人问他：“拿江西这点兵力，怎能DD袁世凯呢？”他回答：“你没有读革命历史，法国大革命时，老百姓是拿棍子来革命的。”口才甚佳，颇具煽动性。是年6月9日袁世凯免掉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不久又免掉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gmd都督因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职，而gmd已决定讨袁，不久湖口起义，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前，江西陆军有两师，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字南雷，江西吉安人）驻南昌，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抚州人）驻九江。李烈钧被免职，袁氏即令欧阳武任江西护军使，是以李无法在南昌发动，转到湖口来组织“讨袁军”，希望起义后刘世钧会在九江响应。湖口军队很少，李组“讨袁军”，无论正规陆军、杂牌军都在罗致之列，而主要组成分子竟是水上警察。

江西在清末有旧式水师巡弋于鄱阳湖及内河，民国以后改为水上警察，这些水上警察驾驶旧式炮船往来巡防，每船装土炮一门，人员除一船长一正目外，另有12人，携有枪械。李烈钧组织讨袁军是枪械、粮饷、兵员俱缺，而水上警察有枪械、有粮饷、有兵员，而且水上警察总监蔡锐灵是共进会要员，可以调用他的部属。李烈钧设法从每一炮船上调来8名，共调来一千多人，分为三营，称为“调练团”。调练团在6月底（阴历5月间）成立，我在这时也到湖口来参加调练团，被派为第二营营附。

调练团刚成立时团长是余徽照，第二营营长是何犹兴（留日）。

7月12日，湖口正式举义，那位能说善道的何子奇做了湖口守备军司令，邓文辉做副司令，调练团团长换了蔡梓华（湖南人）。我们调练团防守湖口对岸地区，团部设在回峰坑，第一营守桃花山、第二营在第一营右侧，第三营守江边。起事后我们满希望九江方面响应，没有想到刘世钧动摇了，据说他拿了袁的二十万元，而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也动摇了，在江西策应的就只剩德安方面林虎所带的桂军了，因此讨袁军就显得势孤力单。而当袁世凯所派北军第六师李纯部登陆九江往南攻击，除了林虎自德安北上，在沙河镇抵抗一阵外，赣军根本毫无抵抗。至于湖口方面北军张敬尧部从新港登陆，我们调练团便首当其冲。

7月16日，袁世凯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北军张敬尧的一团人从新港方面向我们逼近，最初两三天只是远程射击，从炮船上带来的枪有九响枪和十三响枪，打一弹要抽一下弹簧，坏在子弹是铅做的，有时打不出去。有的枪打了一二天，枪膛塞住了，板机扳不开，烦急之至。到了决战那天，我们营长忽然害了疟疾不能出来，我自告奋勇带领全营作战，整整打了一天，无所谓害怕了，背着枪跑来跑去指挥。打到下午，敌人打着赤膊拿枪向我方冲锋，我们营里一个护兵名叫凌则安（丹阳人，40多岁的老营兵）对我说：“赶快退，不得了，桃花山都被占了，团长叫退了。”我说：“有没有命令？”他说：“失掉联络了，快退。”我看敌方红旗反而从左后方逼来，我方死伤枕籍，便下令撤退，在田畴中退了七八里，靠近江边才发现第三营早退了。我太年轻，不知厉害，桃花山一失，第三营一退，我这营突出孤立在前线，实在十分危险，幸亏凌则安劝我速退。退到中途，看到第九连连长卢铁公重伤倒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停下来要带他走，凌则安说：“不可以，退不了。”我不愿见死不救，坚持要带他走，凌则安只好和另外一个卫兵帮助我扶着卢铁公一起退。这样一来，四个人目标很大，敌人的机关枪集中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成弧形跑，终于退到回峰坑，不幸的是凌则安受了伤，和卢铁公一起送医，卢得救了，而凌不治，救了一人也折了一人，我不知是功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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