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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所谓“和亲”一项，每年对匈奴单于进妃纳贡，不仅经济损失严重，而且更贬低了皇室的尊严，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感情。《汉书·匈奴传》中有刘彻在讨匈奴之诏书里的一段感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匈之间长期以来表现出的极不调和的画面，已经到了非重新安排不可的地步。

公元前133年，武帝揭开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序幕。汉朝的社会体系终于以这种剧烈的形式开始了不可遏止的对外开拓。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花费了六七十年的时间，汉朝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才使“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理”［9］，基本上解除了对汉朝北疆的威胁，而匈奴各部除归属汉朝外，其余也都走上衰亡的末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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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3）

汉匈战争的得失，曾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盐铁论》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缙绅之儒与介胄之士激烈辩论的情况。但事实证明，汉朝抗击匈奴的斗争及取得最后胜利，有许多积极意义。根据史学界一般评论和研究，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翦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二）维护了民族、国家的尊严，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三）有利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0］。这些都是十分正确的。但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补充。

第一，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系统的开放性。

以刘彻为代表的汉朝政府为了制服匈奴，投入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击败匈奴主力，使之溃退远逃。同时又仍以招纳归降、安抚匈奴的积极的和亲政策，将广大匈奴人民及其赖以生息的故土原野统归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并且往往为了使这些归降之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常常配给大量物资装备［11］，以巩固和平友好的局面。这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战争和复前世之仇，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完整、统一和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主征伐的介胄之士，还是主和亲的缙绅之儒，都不反对将匈奴归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他们的分歧只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均有片面的地方。实际上汉政府与匈奴的关系，是既征伐又和亲的，或曰征伐在先，和亲在后；以征伐克之，以和亲安之，最终还是期望匈奴“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12］，从而“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阙庭，凰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诚也”［13］。

汉朝政府不仅在对匈奴的政策上体现了社会的开放性，而且以长远的政治目光，注意到汉朝进一步对西方的开拓，并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乘追击匈奴之势，以发展商业贸易之利，大张汉朝国威，使西域大小三十六国，随即全部依附汉朝，中央政权的统治进而远达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也是征服匈奴战略的一个环节。但他的三通西域之后受到皇帝的嘉奖和人民的赞誉，不是由于他在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上有多大功绩，而是在他无愧于中西交往先行者的称号［14］。当然，交通西域在汉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张骞其人，他的事迹也会由别人来实现。

第二，它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较高文化对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

武帝制服匈奴，追奔逐北。同时，对长期依附匈奴的西域三十六国（汉匈战争之际又分裂为五十五国）也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远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丁令、乌桓等国，也响应汉军西征，毅然奋起脱离匈奴控制，归附汉朝统治。公元前60年，匈奴设置的维持其奴隶制度统治的僮仆都尉退出了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代表汉朝中央集权统治的西域都护的设立。

北匈奴西遁，南匈奴归汉，这种分裂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社会体系在对外开拓中的基本特点，即对落后部族又排斥，又包容。排其积弊，包其所长。对于内附的匈奴人民，汉朝大都给予优待。武帝时，“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辆迎之……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15］。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用之守卫受降城，并给予大量金钱、丝帛、粮食、牲畜和用品。此后汉匈相安四五十年，其间单于不断到中国朝献，遣子入侍。正因如此，终西汉之世，除了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元帝初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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