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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乌孙
在西汉以前,乌孙也是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故国与月氏为邻,乌孙在西,月氏在东,约以今张掖为界[34]。因受月氏袭击,国破民亡,幸受匈奴庇护,得以保存基本力量和本族传统。后乘匈奴遣其守西部地区之机,远徙独立,并击走大月氏,入居伊犁河谷地区,成为中亚有影响的一个大部族。
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远比月氏密切。张骞出使乌孙时,曾以厚赂招之东归故地,共御匈奴,只因乌孙当时刚脱离匈奴统治不久,而且内部尚不稳定而未从命。但从此时开始便加强了与汉的政治、经济关系。乌孙以马千匹聘细君公主为右夫人,达成乌…汉联姻,表现双方在政治上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汉遣细君公主时,曾“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以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5]。这不仅是政治交往,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交往。后来乌孙侍子久居长安,形成了臣属关系。这种联姻收效甚著,细君死后,汉复以解忧公主妻乌孙,更加巩固了汉朝在乌孙的影响。解忧曾命侍女冯持节使旁邻各国,所至广行赏赐,大受欢迎和尊重。《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绛宾娶解忧长女弟史,自以得汉外孙,自愿与弟史俱入朝,留居一年,得汉绮罗杂缯、奇珍物品,凡数千万。后来又多次入朝贡献,乐汉衣服制度。归国后,依汉法治宫廷制度,以至于外国胡人到此,皆以为龟兹效汉是“驴非驴,马非马”。这“非驴非马”之讥,历来传为笑谈,但实际上却表现了汉朝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域迅速扩展这一事实。
乌孙与汉朝经营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与汉联合进攻匈奴,获大胜。远在北方的乌桓与丁令,也积极响应,发动夹击,使匈奴损失惨重,力量大为削弱,陷于分崩离析,完全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此后,乌孙一跃而成为这一带最强盛的民族政权,它与汉朝的亲善关系,也在政治军事同盟中得到加强。本始二年之战,汉朝势力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又开展了屯田积谷,扩大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导致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于确立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孙西迁之后,成为一个混合型的部族。它击破大月氏,月氏主要部分南下入主巴克特里亚,但其中一部分未能迁走的月氏人,也就归随了乌孙。在此之前,月氏迁来此地,击走塞王,而塞种许多残留民众也汇入月氏部落之中。正因如此,《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但十分重要的现象。中亚地区,游牧部族众多,迁徙无定,他们之间相互的兼容性是很强的。月氏从中国河西故地迁伊犁河域,发生过一次与塞种的混合,它再次迁往巴克特里亚后,又一次与当地民族(主要是希腊化土著和南下北方草原民族)混合,并且很快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文化特征,以至于后来建立的贵霜帝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希腊的传统和风格,也显露出北印度的许多特色。“乌孙有塞种,大月氏”,这正是它与西方和北方其他民族进行接触交往的社会基础,也是西域汉道经由乌孙继续向西方和北方延伸的重要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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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7)
西汉末年(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告老返回长安以后),乌孙内部发生纷争不和,但局限于其上层阶级,并未给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带来影响。汉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友好的。迟至王莽时,乌孙大小昆弥还遣使贡献,关系密切。
东汉时,乌孙依然遣子入侍于洛阳。班超上疏中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并赐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36]。乌孙与汉关系中断,是东汉末年政治衰败,政府无意西顾的结果。
乌孙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就,也为中西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它的人口增殖很快。西迁时约十万口,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百年间便达六十余万[37]。这说明它所采取的摆脱匈奴、归顺汉朝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它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又积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38],重视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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