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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等*，无论发生在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都是危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危及国家政权的一大祸害。历代统治阶级的垮台，大都同官场*、贪污盛行，致使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密切相关。因此，自从产生了贪污贿赂等*之后，反贪污贿赂的呼声从未停歇过，人类便开始了研究它的成因、特点、规律和对策，进行着艰巨的惩治贪污贿赂等*的斗争。　。。

引子（2）

尽管要求惩治贪污贿赂*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相同课题，但对于如何进行惩治则各有不同的选择。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惩治*的主张和实施的方略看，主要有法治、术治、势治、人治、德治、礼治等几种。然而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措施有两种，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教化”（即“心治”），一是靠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学说就成为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推行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把积极“入世”、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最高归宿，认为人生的价值是在济世、治国、安民的过程中实现的。“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正迎合了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成为历代统治者向士大夫灌输的人生信条。何谓修身？在儒家的学说中，要求人们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能够为社会尽责任，“望其扩……此则知所息矣！”；能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儒家理想人格和人生价值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确实造就了一些悲壮高洁的人物。但是，这时期的统治阶级毕竟都是剥削阶级，具有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性，真正能做到为社会无私奉献、做到洁己爱民的官吏只是凤毛麟角，而“口言善身行恶”的伪君子，对上唯唯诺诺、对民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却层出不穷。足见这种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在那时只能是美好的空想。在那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下，要求统治者做到这些无异于与虎谋皮。

严刑峻法，重典治吏，是硬的一手。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清各朝在开国之初，都能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对贪官污吏惩处相当严厉，尤以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应该说在重刑高压下，确实曾有力地抑制了贪污贿赂等*行为，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国家比较强盛的局面。但由于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属性，封建法制的严刑峻法只能奏效于一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贪污贿赂等*现象，清明的政治局面也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持久。在“人治”的封建社会，政策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结果都免不了“人亡政息”。况且，酷刑是野蛮专制社会的产物，与现代文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司马光在评论汉朝的刑罚得失时就说过，汉之严刑峻法“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就是说，酷刑只可以矫一时之枉，却不能服人心，不是治国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了清除“寄生虫”自身肌体上的毒瘤（贪污贿赂等*行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是我们改造了旧社会的“德礼教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员的宗旨去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荣辱观。在每一个“战役”之后总伴随着思想教育的高潮。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感召下，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确实形成了至今令人怀念不已的廉洁风气。但是思想教育的效果是与时代的背景密切相关的。事实告诉我们，惩治贪污贿赂等*官员，仅靠教育、仅靠国家工作人员的自觉自律是远远不够的。二是迫于形势采用大规模的、延绵不断的惩治贪污贿赂、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无可否认，依靠群众运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能够见效、起到一定作用的。但依靠群众运动去惩治*准确率低，副作用大，雷频必然失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

引子（3）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百多年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在不断地惩治贪污贿赂，抓廉政建设。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贪污贿赂*现象是其固有的不治之症，但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在廉政建设方面却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设立专门廉政机构，监督官员廉洁奉公，如直接受港督领导的香港“廉政公署”指的是1989年香港的状况。和直接受总统领导的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指的是1989年新加坡的状况。在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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