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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海岩

好友曾鹏宇，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性情豪爽，以“小飞刀”自号，天下行走。记者言者，皆为无冕之王。平日与之交往，言辞敏捷，又不乏通达智慧。他的采访手记，大多视野开阔，透彻有利，发人思索；他的生活杂文，看似信手得来，随意轻松，然其中感悟细致、角度新颖、用心之切，绝非闲笔可拟也。随身一册，必定开卷有益。�

曾鹏宇为文为友，皆自然得体，结交者深以为乐。值此文集出版之际，以此寥寥数语，序之凑趣。

2006年6月12日�

与父亲的战争（自序）（1）

1

在25岁以前，与父亲的关系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融洽过。�

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男人：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靠读书一点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后成了航天系统三线企业的一名工程师———这样的男人，自负，坚韧，并且无可避免地执拗。�

当我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父亲就以自己的经历为框架，为他儿子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他希望我以数理化为撑杆，顺利地越过小学、中学，冲上大学，翻越他未能达到的高度，然后降落在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航天战线……�

真的，这是我父亲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们那一辈中国人的习惯逻辑———希望子女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走得比自己还远。如果子女有自己的想法，那简直会让他非常难受，甚至是无法容忍。�

很不幸，我就是有想法的一个。�

从小就喜欢读书写文章，读书父亲从不反对，写文章他就不怎么感冒了。还在上小学的我开始向外投稿时，他的想法是“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哪怕是后来一篇又一篇文章发出来，他也极少褒扬，理由是“靠这个养活不了你”。�

按照他的设想，我应该先考上一所理工科大学，然后回到航天系统工作，所以在高二分文理科时，尽管我再三要求，父亲还是坚持让我选择理科。虽然那次我屈服了，但心里已经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读到高三，我终于背着父母向学校申请了转到文科。摊牌那天，父亲和我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当时的话还记忆犹新：“要是考不大学找不到工作，不要回来求我！”我的话也很绝：“就算讨口要饭，也不要你管！”�

典型的中国式父子争执。�

后来我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在父亲心目中，这所一般本科院校远远比不上他中意的北航和哈工大，而按当时我在理科班的成绩，考上它们并不困难，但是我却很开心。大学那四年是我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看了很多书，认识了很多朋友，接触了很多父亲工作的山沟里无法触及的新鲜事……�

但是我和父亲之间似乎还较着劲———那四年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他的亲笔信，每次看到都是母亲的笔迹；给家里打电话，只要母亲在，他就算接了也会很快把话筒递出去，要是母亲不在，父子之间的通话不会超过半分钟，这种习惯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继续读书，这一来更是远离了父亲的视线。那一年妹妹也上了大学，家里经济猝然拮据起来。之后的两年，我一直靠打工和实习挣生活费，没有向家里要过钱。后来毕业，来到《北京青年报》报社，一直工作到今天。�

2�

25岁那年，我成了一名记者，从此开始接触真正的社会和生活。�

在这些年里，借着采访，我目睹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很多场景画面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就越发察觉以前对父亲的轻慢和不理解。然而再想走近，却也不能够，最后只能变成给家里寄钱这种最简单方式。这种情况在父亲同样存在，明明能感觉出他在电话里想多跟我说两句，但最后他还是把电话递给了母亲。�

这，大概也是典型的中国父子交往的情形吧。�

再后来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那年春节父母来北京看我，带了一个大箱子，结果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床棉被。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北京啥都能买到，我这也什么都不缺，干吗大老远带两床棉被？”�

父亲当时没说话，母亲后来才跟我说，棉被是父亲执意要带的他跟母亲说：“儿子大学毕业就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费自己挣，工作自己找，什么都是靠他自己，家里连床被子都没给过他，想想实在是不好受，所以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两床棉被！”�

这话听得我眼睛当时就是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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