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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序：北大失精神

本书以《寻找北大》为题，初读以后，却觉得似乎有些“题不对文”。因为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清晰而具体的北大，何需“寻找”！如一位作者所说，这是“个人亲身感受到”，个人心灵中拥有的“北大”，一百个北大人就有一百个“北大”。我读本书，最感兴趣的，就是本书包容了几代人（从“30年代后”到“80年代后”）的北大记忆，不用说描述的北大生活大相径庭，各异其趣，就是叙述的语言，语调，方式，都是绝不雷同，色彩纷纭的。“北大的伟大在于其丰富”：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但我们确乎又要“寻找北大”：这几乎是面对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每一个老北大人，新北大人共同的心愿，真实，沉重，而执著。

这是为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我们经常想起鲁迅的沉痛之言：“北大失精神”。这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唤回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北大精神。

这同时也是对理想，信念，以至信仰的追求。那是一代又一代的百年梦想。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做梦的精神净土、圣地，那是可悲的。

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的精神梦乡。

如我们的“校歌”《未名湖是个海洋》所唱——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的梦

就在这里。”

2008年第一个早晨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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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拒绝“意淫”北大（1）

1996年第4期《中国青年》杂志曾发表一篇流传一时的名文《北大：魂兮归来》。文章开头引证这样一个新闻来提醒人们注意北大的危机：南京大学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排名已经数年超过了北大而居第一位。“SCI排名”这一指标似乎是从这一事件开始大规模影响教育管理者的心态，各高校竞相大力抓论文发表数量。中国大学教育进入一个更为严格的“量化考核”阶段，“发表论文数”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些论文的真实价值究竟如何）。大学教育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细则，拟订了各种各样的评分标准，划分了各种各样的级别，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排行榜，“表格化管理”越来越深入（但很少有人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多根本性的价值是无法量化和统一的）。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迅速规范化，“麦当劳化”，千人一面，受制于同一评价标准。城市建设患上相似的“高尔夫球场魔症”，相似的生活逻辑以水波状扩散的方式从中心城市向广大城乡复制粘贴。无论是形形色色的“表格”还是城市里密密麻麻的住宅楼——它们有着相似的几何外表——都意味着社会生活对“人”的分割和宰制，都在努力使人个性泯灭，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部件，一条规模空前的流水线上的复制品。

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主人；而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事实却是，“人”越来越成为“物”和“规范”的奴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而在我们的现实中，“金钱”成为惟一强大的价值标准，“多数人”的选择成为一种暴政，它冲垮一切对于“不同”、“自我”的坚守，使每个人都汇入一片盲目的大合唱——在“解放”的旗帜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专制。

我们需要抵抗这种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个人主体精神生活的尊严——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使自己“不是东西”。蔡元培校长确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成为北大的立校之本，而这何尝不是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指标？我们选择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际“寻找北大”，我们寻找的不仅是一种教育精神，也是一种社会运行精神，一种个人生活态度。“寻找北大”，其实是寻找一个美丽的梦境，梦中有刘文典先生在月光下向学生讲《月赋》的场景，有法律系某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的理想，有曾昭抡教授“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对信念的坚持。这是自由舒展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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