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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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将游泳池边的梯子移除，可怜的社交病患者，就这样活活给泡死了。

可见社交生活的成功与否对个人的生活品质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报上说，现在患上各种社交疾病的人比过去多，专家多笼统地将其归咎于压力，窃以为，“老是觉得今天的社会没有过去热闹”便是压力的来源之一。虽然“社交”一词并不原产于中文，不过在中式的传统话语中还是有幸能找到“热闹”、“大家伙一起热闹热闹”以及“看热闹”之类的替代词。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确比现在热闹得多。从前，我们比最紧张自己及他人的社交生活的美国人拥有门类更为丰富的社交活动，除了中年方枪枪所留恋的上街游行，从开会到开学习班，从游行到游街，从串门到串联，甚至上山下乡，都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特色社交生活。

其实在英语的词意上，社交就是社会以及社会化的行为，所以社会主义，尤其需要社交。正如哈佛大学主持心智/大脑跨领域研究的Jerome　Kagan教授所言：“这些早期的心理事件就像写在沙上的名字随着潮汐而逝。”方枪枪的焦虑，在对早期社交生活的怀念之中不能不隐含了对于重建新型社交生活的饥渴。也就是说，一方面盼望能“彼此见上一面，互相拥抱—下”，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一种对各色人等的真实身份进行甄别以得到“区别”的要求。事实上，“区别”是社交的首要条件，即使在过去那种很热闹的社交模式下，“联动”也念念不忘以“血统论”为甄别标准将他人拒之革命俱乐部门外。当社会经历过急风暴雨般的洗牌之后，便急猴猴地忙着对己对人做出定义及分类：小资，白领，中产，农民，成功人士，鸡，愤青，新左，新右，白领，大款，演员，生于六十年代，生于七十年代，等等，皆可视为社交焦虑的临床表现。

甄别活动可能有助于大众化的商业行销，但只是社交的第一步，而甄别活动中显而易见的草率和仓促却无助于社交生活的重建，最终怕是还得指向丧心病狂的“全国见面日”以及“见光死”。其实欲根治方枪枪的心病，把握社交的真谛，过上比较正确比较协调的社交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低头想一想搓饭这桩俗事儿——钱钟书先生早就说得明明白白：“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

装情侣

着衣之道，怕就怕“撞衫”二字。两支正在激烈肉搏的军队（只限穿全套制服的正规军）、两支狼奔犬突的橄榄球队、正在巡房的主治医生以及彼时正躺在病床上呻吟的病人——世界上害怕“撞衫”的人绝不只有这些。

在绝大多数的公共场合，尤其是在那种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公众场合，一旦发现与人“撞衫”，那种惊悸的感觉，可能并不亚于两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迎头相撞——这还只是“撞”了丝巾或者“撞”了外套，像情侣装这种从头到脚的迎头碰撞，其视觉及心理冲击力之强烈，用“车毁人亡”已远不足以状之，“火星撞地球”显然又有点过份，但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该是子弹火车撞了磁悬浮火车。

除了穿著情侣装的情侣，没有人愿意在还剩下一个选择的情况下穿上与他人相同的服装。情侣装（Pairlook）偏偏就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的“撞衫”行为。当然，它亦遵循着自身的一套T�P�O原则，其中“目的”（objective）一项，无疑是情侣装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即“使情侣们在旁人眼里留下‘看上去就是一对儿’的印像。有一句形容俩人”要好得不得了”的老话说，叫做“好得恨不能穿了一条裤子”。情侣装要向广大观众所做的绿林好汉式的表白，就是“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穿著同一条裤子，但愿能同年同月同日各自穿上两条同样的裤子。”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同衣”即“同意”——下面是一个反证：据李宗仁之子李幼邻说，1949年1月，李宗仁在南京出席总统就职典礼前夜，专门向即将宣告“下野”的蒋介石询问明天的典礼上大家穿什幺服装为宜，老蒋说：“你我都是军人出身，又是非常时期，随便些，当然穿军装。”老李放下电话还有点不放心，又着自己的侍从室去问了老蒋的侍从室，得到答复如前。次晨，李宗仁侍从室再次致电话请示，答复依旧，廿四小时之内三问三答，完全一致。当典礼开始，衮衮诸公们粉墨登场之际，只见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此时，一身戎装的一号男主角“李代”已任何丝毫回旋余地，跟老蒋站在一起，“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他的马弁。当然，老蒋后来还是履行了这个约定，一身戎装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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