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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周作人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谓“下九流”如车夫、乞丐、捡破烂的、修锅补碗的之类，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带，据说有上千户人家。他们也吃也喝也赌，和富人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例如喝酒，他们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块臭鱼，几个铜子的一碗烧酒，仰脖一饮而尽。醉后便四处找茬打架，弄个头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报恩寺对过有一家叫马祥兴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气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驰誉一时。汪精卫也好这一口。抗战期间，汪常用荣宝斋的信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派车去那里买菜。所谓“美人肝”，是一种鸭胰，每只鸭子只有一个胰脏，若拼成一盘菜，非几十只鸭子不成。

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时，秋天常到城北一带赏景。他认为南京城北“空旷而萧疏，生定是合于秋意的”。他一般是绕到丁家桥，在那里的一家茶馆泡壶毛尖茶，然后在附近切两毛钱的盐水鸭子，包五分钱的椒盐花生米，再在烧饼桶上买几个朝排子烧饼，饱啖一顿后，踏着落叶回家。

1933年秋天，学者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自庐山到南京，友人在万全酒家给他接风。席间陈提起南京的一些旧事，说当年顾五的酒量无人能及。同席的卢冀野年轻气盛，虽已戒酒年余，听后似有不服，便问顾五的酒量。陈答：“饮必五斤。今不可复一矣！”卢称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陈让他试试，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卢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后来陈每提及这次吃饭，必称许卢的能饮。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宝门内的白酒坊，大约是沾了这名字的光，据说“能酒者盖世无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后，无日不饮；每顿喝四五两。他的理论是：“或谓酒伤人，我谓酒养人；非酒能伤人，人自伤于酒；非酒能养我，我自养于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来人同游南京玄武湖，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他们租了一条带篷子有栏杆摆着藤椅的游艇。荡游中，冯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买来馒头、卤肉、盐水鸭、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叶。大家也饿了，正待动手在船上野餐，冯说不忙，还有好东西。又叫副官从包里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冯本不喝酒，这次也破例喝了两口。冯玉祥虽行伍出身，却喜欢附庸风雅，周旋于文人之间。

吴昌硕活了84岁。晚年于酒宴逢请必到，到则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闹肚子，屡教不改。

冯国璋爱吃玉田酱肉，每差仆人去买时，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齐的四方块。有时用酱肉待客，怕客人多吃，冯总是亲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纸。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干净，有时舌头不慎被刀划破，致满嘴流血，得不偿失。其为人之吝啬，可见一斑。

尚小云不“懒做”，但“好吃”。有文章记述他爱吃的东西很杂，如天福号的酱肘子、荷叶包子等。平时嘴里离不开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萝卜，吃完了萝卜再吃梨……

钟敬文一次冬游西湖，在灵隐寺门外的饭馆喝酒，他把从山路上带下来的一团雪放入酒杯，混着喝。堂倌说；“这顶得上冰淇淋了。”

民国初年，丰子恺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伙食是八人一桌，五个菜，丰子恺把吃饭形容为“老虎吃蝴蝶”。所谓五个菜，盛在高脚碗里，蔬菜是浅零零的，整块的肉难得一见。一碗菜里露出疏稀的几根肉丝，就算不错了。学生都跟饿狼似的，一开饭，十多只筷子一齐插向菜碗里，八面夹攻。有高手在菜碗里转一圈，便把肉丝一筷子扫尽；另有高手从底下斜插进去，把唯一的鸡蛋掏走大半个……这些半大孩子的饭量也让人瞠目，有的一顿吃十来碗饭，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转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转移的游牧之民”。

1933年春，林语堂游杭州，在火车上和一土豪对坐，林因此自认“乘位不好”。开车十分钟后，土豪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先叫了一盘“中国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烧酒，接着又要了一份白菜烧牛肉，林语堂数了数，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后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语堂就此断定：此人50岁时必死于肝癌。

作家施蛰存酒量不行，自称一杯啤酒就能让自己醉态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觉。他曾细致入微地表述这种感觉：“得好酒二三两，醉虾一盘，或卤鸡一碟，随意徐饮之，渐渐而面发热，眼花生缬，肌肤上有温柔纤软之感，口欲言而讷讷，心无感而凄凄，乍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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