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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无论是科学与玄学之争或是*与*之争，始终没有脱离五四的基本命题。这些争论，固然有各种形式之争，包括程序和手段的差异，但主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用韦伯的概念，就是“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在诸多价值观念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是最基本的。1930年代中期发生的“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之争，以文化的容含性，可以看作是前期诸多论争的一个汇合。比起启蒙的先驱，“全盘西化”论者带有明显的学术性倾向；他们以深远的目光，明澈的头脑，挑战的勇气和充分的信心出现在倾斜的舞台上。但是，他们人数太少，由于缺乏物质性力量的结合，而使固有的理论优势大大削弱，终于陷落在传统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就像彗星一闪而过，除了天文图谱上记下悲剧般的短暂的光辉，我们再也找不到它遗下的痕迹。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5）

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位大学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一十宣言”。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鉴于这种文化本位思想，必然对“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实行颠覆。对于欧美文化，宣言承认吸收“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是反对“全盘承受的态度”；吸收的标准，则明确表示“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宣言说：“中国是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客观，全面，无懈可击。实际上，由于强调“中国本位”，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就是先定的，预设的，有限制的。什么“现代中国”，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其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只能以国家—实质上是上层既得利益者—为主体，而不可能立足于国民个体。一种具有自由品格的文化，对于失去自由个体的民族而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强调特殊国情，固守本位文化，是抵御和延缓专制政体走向解体的根本措施。宣言的发起人以学术文化掌门人的身份出现，其实都有着政党的背景，是“党治文化”的拥护者。陈立夫出出进进，几次介入由宣言引发的文化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并非出于纯学术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五四反传统的整体性与彻底性，使得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在坚持其固有立场的时候，不得不退让半步，接纳西学作为工具，借以披饰传统思想，于是，从此有了所谓“新传统主义者”之称。单看这名目，就知道五四是建立了功绩的，容不得抹杀。然而，他们正是借了五四创造的条件，化中为西，反过来攻击西方文化，包括五四本身。早在《新青年》点燃启蒙之火时，杜亚泉及其《东方杂志》派与之对峙，就开始批判西方文明，以及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倾向。梁启超以巴黎和会观察员身份旅欧，归国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大力宣传西方科学文明的破灭和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高叫打破“现代化万能之梦”，一度引起轰动。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著作，以儒家的人生理念批判西方近代科学理性，力倡“回归”儒家文化，“根本改造”西洋文化，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他们的徒众愈来愈少，后来也就不复为人们感到兴趣了。大约在他们仿效先辈，“拉车屁股向后”的时候，大家发见了那打在臀部的鲜明的封建纹章的罢？代之而起的，被叫作“新儒家”。据说这一概念，是在张君劢出版其英文著作《新儒家》之后才变得通用起来的，但是范围并不严格。在这里，主要是指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一群学者，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等。面对中国的变局，这批人物怀有一种深重的危机感，于是决心投入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他们把哲学视作文化的内核，着意择取最富于民族文化特点和伦理精神象征的宋明道学作为材料，利用西方哲学的学术语言，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以求从根本上影响和改造民族生活，“上追先哲之精神，翼吾族类，庶几免于危亡”。不论他们的哲学路向有着怎样的不同，也不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文化建设问题的大论战，反对“全盘西化”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是“儒”。熊十力把当时中国的历史境遇比作五代时期，因受佛教的冲击而陷于分裂，因此，他提出必须学习宋儒，使民族精神团聚在孔孟的道统中。冯友兰论证“中体西用”时说，中国宁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也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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