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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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利于现代化”，“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16＇。然而，“激进反传统”的五四恰恰成了“现代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今天是更多地受益于五四的成果呢，还是吃了它的亏呢？从陈独秀直到闻一多，都是一直被骂为“急躁”或“浮躁”的人物的。

“1989年之后，我国学界共同对激进的思潮进行反省”，刘再复在他的学术计程表上作了如此的记录。对五四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便是“反省”中的一部分。关于激进主义，这个概念的边界不大明确，当它在西方受到攻击时，是被指为“自由主义”的，边沁就被称为“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激进主义者”。如果激进主义指的是现代的进步的观念，包括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在内，指的是旨在变革社会的一种战斗的、不妥协、不退让的状态和立场，指的是一种偏激的、片面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么我们无须为五四人物辩诬。他们所以激进，是因为要在短时段内毁坏一个压迫了几千年的巨物，他们要把许多代人的任务由一代人担负起来。的确，他们是一群“夸父”，不自量力，但这，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惟凭一时“激情”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他们正是充分估量了对手的强大包括民族自身的惰性等，估量了变革的可能的无效性，所以才有了种种过激的、极端的说法和做法。惟其有了这种策略，这种拼命的努力的抗争，才取得了为此后几代人所不及的成绩。这成绩，也并不像诋毁者说的那样，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在这里，建设与破坏实际上同期而至。比如推翻文言文而使用白话文，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废科举之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作为现代学科建设，倘不是全然填补空白，就是在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上做了重大的革新。单说价值观念，也都是全新的，建设的。在宇宙观方面，仅说变化，就不是《周易》的变化。宪政思想的建设，同*、科学、自由、*等普遍的口号密切相关，而中国一直以来是只有“家法”，没有像样的宪法的。当时，辜鸿铭即力尊*之大权，不但指共和为叛逆，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也属“无道”，其意即一国中只应有“上谕”而不应有宪法。这种力图维护君道臣节礼教纲常的保皇言论，是刊载在王元化声称必须作“再认识再估价”的杜亚泉的《东方杂志》那里，并作了肯定的。现代的人道主义不是孔子的“仁”，*也都不是孟子的“民为贵”，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绝对没有的。在五四时期，许许多多新名词的出现，其实意味着价值的颠覆与重建，而不仅仅是新名词而已。激进主义，在历史上任何天然的群众运动中几乎都变得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探讨的。就拿五四来说，这些学者在指责当时如何“激进”的时候，就没有谈及这“激进”所由产生的条件，这种共同的忽略是饶有意味的。对于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激进与否，激进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变革的前置部分，倒不见得是变革者一时的头脑发热或故作姿态。五四时候，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如何呢？从著文诅咒，一直到动用诸如解除职务等行政手段，以至出动警察，武力解决。陈独秀最后被迫离京赴沪，连生活都一度成了问题。被毛泽东称为“反人民不*产党”的章士钊，是反对白话运动的著名悍将，任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对付青年学生的过激手段是人所共知的。政府是有力量的，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点呢？“国粹”乃系正统，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点呢？然而，我们的学者指责的，惟是启蒙思想者和新青年一代的激进与不宽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后：一个倒影（5）

桑巴特的题目：“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那是一个没有封建秩序和贵族历史的国家，用*的话说，是天生的现代国家。但是，美国学者戈登·伍德偏偏辩护“美国的激进主义”。他并不认为美国不是“激进”的，因为在他看来，“激进”并非是历史的罪过和耻辱。威尔·洛支指出：“社会不平等像经济上的不公正一样，使人人心怀怨恨。没有经历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国家公民，很难想像封建时代的历史遗产将会多么持久地决定社会各阶层的态度。”统治阶级对于社会运动的反应方式，决定着人们的倾向性。当他们被引向要求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对这些权利的剥夺将会增强他们的被压迫感，增强他们采取激进主义的可能性。这是可理解的。所以，才有了戈登·伍德所说的事实：“‘激进风格’并非二十世纪所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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