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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婚姻相互联结。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以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但绝不能因此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一片黑暗。虽然，相比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这一时期的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并不小的局部统一，动乱中有时间不算短的间断的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然可以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经过六朝相继开发，终于建成了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简单地说，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经济的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虽然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和睦相处，并且终于形成民族的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人们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思辨逻辑、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之关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看法。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而且它本身又是推动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多样化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因而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①换言之，个人相对于群体的独立地位以及相应的独立意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成长的。追溯到先秦时代，可以发现：那个时代对于个性价值的认可非常有限。中原文化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一致性固不必说；即便南方文化，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虽然在当时而言已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自我意识，但他的人生价值观仍然是同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密切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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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８７页。

在屈原与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因个人的孤立而妥协，这是他的自我意识强烈的表现；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言行比他的对手的言行更符合社会公认的政治、道德原则。对于宗族国家和君主（不管他多么荒唐）的忠诚，是屈原难以放弃的东西。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也是如何建立和建立何种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庄子》也许比较特殊，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于社会礼仪制度的设想提出严厉的批判，把“自然”作为最高的原则，因而为后世具有异端倾向的人们提供了理论出发点。但是，《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探求个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如何自我保全和自我解脱，并不主张个人在社会实践中争取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反对这一点，因此，也不能认为这是对个性价值的真正重视。

秦、汉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强有力地抑制了社会的思想自由。汉代经过改造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在“天命”这个虚假的前提下编织起礼教的密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的个体意识和创造精神。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趋于衰微。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在汉代部分中已经叙述。而曹操的执政，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为政求实效，为人随便，思想通脱，对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规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的思想。在曹操征求人才的令文中，甚至公然要求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东汉后期以来，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兴起。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基本特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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