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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反”、“五反”运动时，陈就被抓成“老虎”（把这两种人叫老虎），组织批判他，揭发他。罪名只是一些多借相机之类的。最终把他从行政11级降为12级。自杀的那天，白天开了批斗会，家门口也贴上了标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训政老爷……这也许是针对他工作中比较认真，有时会批评人，管得严点。那天开着卡车，抄了好几家，从我们家拿走了一些衣服，还有什么我不知了。本来我父亲就很自觉了，那时让腾房子，我们那时住4间房子，结果响应号召给腾了一间，那间房子成了仓库，我哥哥经常偷着进去玩，把里面的沙发跳破了。这下母亲生气了，自己掏钱赔了，回头来批评我们，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损坏。我们吓得去捡了许多碎玻璃卖了两角钱，交给妈妈，妈妈说碎玻璃也是公家的，要交公，把这两角钱交了。这事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不忘。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新华社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每月12元，这点钱不如我爸爸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生活一下子掉进了深渊。家里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手表、存折、衣服都没了，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直到1968年和1969年，我们四个都下乡插队，分赴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下乡前让我们腾房，把三间变成了一间，就这一间也住上了人。走了以后我们连房子都没了，真正的无家可归了。到了1976年以后，我们才陆续回来。四个人里有三个被安排在新华社工作。给我父母亲平了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我被安排到摄影部的车间里工作，有一天一位师傅跟我说，你们家有钢琴啊。我奇怪他怎么知道，后来一聊才知道，他就是抄家者之一。后来我还听说，本来我妈妈是有呼吸的，但到了医院要抢救，摄影部有人说这是黑帮，不要抢救。整整一个星期后我妈妈才去世。

《开国大典》：照片辉煌的背后（2）

《开国大典》被无数报刊采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心里。本来天安门城楼并不稀奇，但是自从它成了开国大典的场所以后，就出了名。毛主席后来也无数次登了天安门城楼，但这第一次是永远无法代替的。这张照片的得来也是不易的，据中国照片档案馆副馆长蔡毅回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下设新闻摄影科，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选调干部承担此次报道任务。参加会场摄影的有吴群、陈正青、侯波、林杨、杨振亚、孟昭瑞6人，吴群任科长。

吴群说：在这次会议的现场摄影采访中，起作用最大、完成任务最好的要数陈正青同志。32岁的陈正青在当时摄影科诸人中年纪最大，参加革命和入党最早，摄影艺术水平较高，工作活动能力较强，所以大家公推他担任这次会议的摄影主力，让他充分发挥专长，在现场下功夫多拍主要人物的活动及重要的场面、生动的情景。这次会议摄影科总计选编发稿7次，发出175张照片，陈正青的就占56幅，几乎占三分之一。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敬爱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在会场内外的一些重要活动形象，他取景最认真，拍得最多，最好。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仅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陈正青就拍了135整整一卷。其中这幅是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

据资料显示，这次会议的所有摄影师共拍了16000张照片，其中只有童小鹏（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拍了一张彩色的。能够上城楼的只有陈正青、侯波、杨振亚三人，林杨当时在飞机上，没有拍成地面的场景，杨振亚拍了游行队伍和阅兵场面。

事后，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摄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纪念刊》、《“新中国画库”第一种—开国大典》摄影集，另外还有一本《华北画报》编的专题画报，封面就是陈正青的《开国大典》。

对于父亲的作品，陈平表示，那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责任。放在谁的身上，也会努力地去完成任务。本来能被派上去就是一种选择，能够去的人一定是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那时候有照相机的人就不多，所以压力也大。陈平说：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父母亲，过早地失去他们是不幸的，但我们没有消沉堕落，如今我们都生活得很好，父亲的照片能够被人们记住，对国家有用，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提到开国大典，就要提侯波。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能上城楼，据侯波回忆，杨振亚本来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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