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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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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占21。3%,在国内接受现代教育者占40。6%,既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占21。5%。所谓新式教育,是指留学外国。在议员里,留学日本的占41。5%,比例相当可观。 当时留学日本的热潮,远高于留学欧美。
然日本也是一个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中国人能够学到什么?无非就是钳制思想和军人至上那一套东西,并无民主政治可学。因此,政客们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旧式的,喝帝制的奶长大的人,即使他们愿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难道一夜之间弄几个国会、内阁、总统出来,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岂非三块豆腐就想升仙哉!
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议员们和官僚们几乎同出一辙,虽然南方籍的议员给国会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这样,也给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冲击,成为国会屡屡遭到北方官僚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会受到专制力量的压迫时,议员们也会奋起反抗,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监察权之上。国会的制衡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国会两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了国会。他引咎辞职以后,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如前所述,冯即使不赞成帝制,但对帝制也怀有一份内疚之情,在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他强调自己:“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 复辟时,冯的秘书长(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是最活跃的复辟派分子之一。
复辟敉平之后,冯国璋一直呆在南京,静观局势变化。各方面的政客纷纷赴宁,多如过江之鲫,请求冯支持恢复旧国会。冯国璋却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实,冯国璋根本无意恢复国会。在他代理总统期间,这个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在超过一年时间里,因为没有国会,国家体制是残缺不全的。
人们在谈论国会和政府的冲突时,往往对国会持同情态度,这是由于人们误把中国的国会当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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