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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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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