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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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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饷不继,守具缺乏,自然更加剧了将官的怯战情绪。他们逗留不前,战守不力,畏敌如虎,一战即溃。就连熊廷弼推崇为大将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虽然久经沙场,屡立军功,史称“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然当其被委任为援剿总兵官,率师赴辽时,尽管经略连上奏疏,特地奏请皇上命李急行出关,帝令立即赴援,“兵部马上差人守催”,限于九月初八日出关,十二日抵辽阳,可是,限期已过,李怀信却仍然安坐甘肃,且投文兵科,要钱要马要兵,寸步未行,究其内心,“不过惮于援辽,另寻枝节”而已。号称勇将、大将之人,尚且如此,其他将官之贪生怕死临阵溃逃,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萨尔浒之战,十万大军数日尽没,开原坚城,顷刻覆灭,在心理上给予辽东军民沉重打击,兼之旧经略杨镐昏庸笨拙,束手无策,领兵将官畏敌如虎,使得辽民心惊胆战,昼夜不安,一有风声鹤唳,便仓皇逃散。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末,开原刚一失陷,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永奠、新奠、大奠、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七月初一,大学士方从哲根据辽东经略、监军的题本,上奏说:“铁岭、沈阳人民,逃窜几空,辽阳之危,只在旦夕。”《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赞画刘国缙费了很多心血,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阳、清河等处防守,十二月,清河之兵,“陆续尽逃”,镇江、宽奠、阳,“亦有尽队而逃者”,总共只剩下三千余名老弱残兵。

由于以上原因,六月开原失守,七月铁岭被占,八月二十二日叶赫灭亡,辽阳、沈阳真是危如累卵,朝不保夕,这一点,在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大学士方从哲等人的奏疏中,讲得非常清楚。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以祈省览”。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倘奴乘胜长驱,必薄都城之下”,“无限忧惶”,因而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临朝。

第一节 辽沈之战(2)

大学士方从哲,虽然平时一向庸碌因循,顺从帝意,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

昨晚接经略熊廷弼揭,极言辽左溃散之形,人心离散之状。……夫国家所恃以捍御寇贼保守边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即金城汤池,甲士如林,刍粟如山,亦不能守。况该镇丧败之后,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全无,虽有几万伤残之卒续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以此当大敌御强虏,岂有幸乎。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目前若此,猝遇贼兵临近仓皇急迫之秋,岂经略一人所能整齐而约束者哉。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廷弼自以势不可为,力不能支,请皇上早作区处,其情亦甚迫矣。……《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正因为辽沈危在旦夕,难御后金,熊廷弼苦心思索,找不到救急良策,无可奈何,于九月初提出了放弃沈阳,专守辽阳的建议,上奏朝廷说:“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

这个方案,并不可取,辽阳离沈阳只有一百二十里,后金军进入空城沈阳之后,一天即可包围辽阳,几万残兵败将,怎能抵御八旗劲旅,这一计策,实属下策,可谓无策,但既然缺兵少将,就只有走这条绝路了。

综上所述,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取开原、八月灭叶赫以后的几个月,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驻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而是安坐建州,按兵不动,错过了轻取辽东的良机,一年半以后,只是在率军猛攻、伤亡累累的情况下,才将沈阳、辽阳打下,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代价。

二、 挥军猛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军机兵情瞬息万变,努尔哈赤本来可以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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