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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疾入国，归正首丘”（1）

1939年春，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聘书。陈寅恪手札因考虑到夫人唐筼患心脏病终不能至昆明相聚，陈寅恪决定举家赴英国。1939年夏，陈寅恪至香港且已准备好全家赴英国的护照，但由于欧战爆发最终未能成行。1940年暑假，陈寅恪又至香港等待时机赴英。其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年代，联大教师生活待遇随通货膨胀每况愈下。因物价暴涨，战前每月支薪三百五十元之教授，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仅值十三元六角。许多教师之生活初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陈寅恪当然也同样如此。陈寅恪此年有诗句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陈寅恪到香港后就接到当时驻英大使郭复初的电报，告知因为时局关系，赴英国讲学事须要再缓一年。而恰在此刻，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国际交通线，已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其时陈寅恪进退维谷，经济窘迫，难以自给，加之夫人唐筼还病体难支，真是贫病相逼。后经中英文化协会领导人杭立武联系，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向西南联大请假一年，暂居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数万人进攻香港，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香港之战初起，重庆国民政府曾派飞机到港抢救要人，但要人如许崇智、陈济棠等都未接出，只是运走了孔祥熙夫人宋蔼龄、二小姐孔令俊和他家的机师、箱笼及宠物，“箱笼累累，还有好些条狗”。为此事重庆还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抗议运动。在此情况之，陈寅恪一家自然也挤不上逃难的飞机，以致困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即离开港大，在家闲居。他曾自述这段时间自己的情形：“……12月8号太平洋战争又起，时交通阻塞，无法离去。香港为日本所占领，只好空坐家中半年。”

香港沦陷后社会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加之陈寅恪此时离开港大，已无任何收入来源，全家生活立时陷入困顿之中。三女美延曾回忆此时的艰苦生活：“孤岛上生活艰苦，交通阻断，学校停课，商店闭门。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家家没有存米，口粮更是紧张。母亲又生病，仍须费尽心机找全家吃的口粮，也只得控制我们进食，红薯根和皮都吃得挺好，蒸出水泡后半干稀的米饭，当时称‘神仙饭’，就很不错了。”1942年3月，工作人员在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电文中也描述了陈寅恪困居香港的生活情况：“陈寅恪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1942年元旦，陈寅恪感慨万千，曾作《元旦感赋》一首，其末联云：“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从中大致可以想见陈寅恪困居香港的心情。

尽管如此，困居香港的陈寅恪仍能守志不移，宁死不受日方救济，坚决拒绝与敌伪合作。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可能是因为日本国内学者曾向日本军部提出过特别关照陈寅恪的要求，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此事陈寅恪兄陈隆恪曾有记载：“日寇馈米二袋，拒不受。”春节过后，日本人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四十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拒。对于陈寅恪此时期的表现，他的学生周一良评论说：“盖太平洋战争，日本侵赂军侵占香港，对寅恪先生威胁利诱，先生均严厉拒绝之，即先生兄隆恪先生所谓‘正气吞狂贼’者也。”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朱家骅的信中也对这段经历有过叙述：“……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弟虽拒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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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疾入国，归正首丘”（2）

1942年5月5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混入逃难百姓之中，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香港码头登上驶往广州湾（现湛江）的海船，逃离香港。离开香港时，陈寅恪一家“当时尚欠债甚多，非略还一二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美延回忆逃离香港时的情形时说：“到了我们全家乘船逃离香港的时候，每个人都分配了一定的任务。我年纪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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