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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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尤其在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他们均以修文馆学士的身份频频出入于宫廷文会，堪称词臣班首、文场勍敌，时人号为“沈宋”。据《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同书又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盖词气已竭；宋诗……犹涉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宫廷文人集团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由他们所倡导的“沈宋体”，实际上就是“华藻整栗”（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沈、宋语）的五七言律诗。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这是“律诗”之名首见于文献。可见是先有沈宋合轨表率在前，尔后律诗一体才为人们所公认，从而确立其在诗坛的地位的。自齐永明以来两百多年，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过程终于完成。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神龙以还，卓然成调”（《诗薮》），当时应制诸题已大多合律，风气之盛，并已越出宫廷圈子之外了。

当沈、宋把生活实感注入到这种律体诗中去时，他们也写出了一些颇为精警动人的篇什。五律如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又如沈佺期的《杂诗》其三：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宋诗抒发贬谪之悲苦，借风物以寄兴，以虚拟的望梅之举将归思委婉写出，唱叹有情；沈诗虽是传统题材，却也写得真切动人，中二联以时空交错的手法，把相思双方叠影在一起，于对偶整炼中又见飞动之致。

沈、宋的七律，虽尚不能同后世大家之作媲美，但这种规整的形式，在他们手中已是挥洒自如，不觉有何束缚，说明他们对律体的运用，已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兹举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一诗为例：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初唐宫廷诗人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也偶有情致动人的佳作，但其总体面貌，却是在华美的形式中呈现出情调上的苍白平庸，这是宫廷文学很难避免的。使诗歌摆脱宫廷的羁縻，面向更广阔的时代生活，焕发新的蓬勃生机，这个任务，不能不主要落到了那些来自草野闾里的作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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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初唐四杰的崛起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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