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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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更推进一步。如一般复古论者视《史记》、《汉书》为古文的典范，而李攀龙则从比《史》、《汉》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样格调就愈高。在王世贞那里，李、何关于“古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更趋精密、系统。他在《艺苑卮言》里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另外对各种文体的创作法则也探讨得很深入，如论述“作赋之法”等。

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有《沧溟集》。

李攀龙在文学上标榜高古比李梦阳走得更远，他作文甚至运用《战国策》、《考工记》、《韩非子》等古文中辞汇与句法，结果文章充塞着在历史上久已废绝的语言，包括人称代词和语气助词，都借用上古时代的修辞习惯。文中并非没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但这样的文学既难以传达时代的激情，也难以获得时代的呼应，却更暴露出文学复古的缺陷。

李攀龙的诗对语言的推敲很用心，也自有其人生情怀在内，但其风格，总是接近于某一种典范，如下面两首：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侬来星始集，侬去月将夕。不是地上霜，无人见侬迹。（《夜度娘》）

前一首是盛唐绝句的味道，后一首是南朝民歌的情调。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严嵩当权期间，其父王忬因疏失职事，被处决，遂弃官家居。隆庆初，复出仕，历官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南京刑部尚书等。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后七子中王世贞才学最富，成就最高。袁宏道说他“才亦高，学亦博”，又说他“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其创作极富，虽有习古之病，但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名村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如《击鹿行》一诗：

匕首不肯避君鹿，一击波红写盘玉。乍如错落摧珊瑚，下泛碧海之幔�X。伊、尼右手大白左，两者并是神仙禄。已堪桓、陆片时欢，未烦梦、汉诸公逐。此生分绝安期驾，不死反并嵇康戮。王子欲罢仍踟蹰，忽忆少年诸猎徒。骅骝蹶起匹练色，日落不落云模糊。翻然草际出此物，银牌隐项垂流苏。少年拓弓霹雳响，鹿也宛转无前途。霞丝雪缕袒分割，一饱尽付黄公垆。凋零侠气久已甚，忽复遘此万事无。徐君徐君且莫歌，丈夫失据当如何？乔林丰草世无限，苦复扰扰趋田禾。宁为披袭酌涧水，鹿门山色青嵯峨。不然老作长安客，岂异尔鹿婴其罗！呜呼，岂异尔鹿婴其罗！

此诗是作者与李攀龙、宗臣等在徐中行居处杀鹿饮酒时所作，距他中进士入仕途为时还不久。诗分三段，前十句写击鹿豪饮，转悲鹿死之命运。次十句回忆少年猎鹿，同是割鹿聚饮的豪迈情景。末十句写今昔对照，慨叹侠气凋零，并以鹿自喻，虽有志于“乔林丰草”，然不得不“趋田禾”，即被羁束于仕途。世路险恶，既难以高蹈尘外，则最终不免落到此鹿之命运，堕于网罗，等待击杀。青壮年时期的王世贞是颇为自负、狂放的。此诗正写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仕途黑暗而深感苦闷，虽不愿随世浮沉，却难以解脱，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惨淡的现实。对于表现当时知识阶层内在的精神苦闷，这诗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王世贞等人十分重视艺术形式，把它看作是文学成败的关键因素，此诗也极其讲究修辞。即以开头两句为例：首句以“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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