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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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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如果父母比我还要命硬，那我就活不长；反过来，父母没我命硬，他们就得一个个地让我活活妨死！这是一项多么残酷无情、恐怖可怕的判决呀！

父亲性情豪放而豁达，对这种玄奥的占卜和奇特的预言，既没说过相信，也没说过不相信，似乎并不怎么往心里放。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对此，母亲特别固执己见。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我拜认了好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自己身上的负载就小了些，轻了些。分担的人多了之后，或许就可以免除。

她甚至让我给街头的野狗作揖，给临往屠宰场送的肥猪下跪。说那狗到处挨打，为我减轻苦难折磨；说那猪吃一刀子，就代替我，或者替我的父母经受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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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很穷，除了耕种坟茔周围的一点点梯田薄地外，外祖父依然得到附近的山村做月工或打短工，外祖母给旱店子或洪水庄的地主当老妈子。他们早出晚归，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小弟弟看家，也看坟，守护住薄地上长着的豆荚、倭瓜和别的作物果实不被人偷走。

母亲终生念念不忘的是一位在北京念“大书”的“洋学生”。那学生家里是个大财主，家里人不让他干活儿，不让他管事儿，吃饱饭呆着不出门惹事就行了。为了拴住他，给他娶了个也是财主家的特别俊的媳妇，媳妇还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可他总是不高兴，不肯在家里睡暖床热被、吃鸡鸭鱼肉、守着娇妻爱子，连绫罗绸缎的衣裳都不爱穿。他经常到山沟里的乡村串门儿，身上是布衣布裤，脚上是布鞋布袜，只有手上总提着一条亮晶晶的“文明棍儿”。他常到坟地找我的外祖父来聊天，对我的外祖父特客气，笑模笑样地说话，称“您”，还把我外祖父说的那些“颠三倒四”不成句不成文的话，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很喜欢我母亲，管我母亲叫“小妹妹”。我外祖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聊天。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跟小孩子，跟一个穷看坟的小孩子也有说不完的话。他求我母亲教他用高粱秫秸皮儿编蝈蝈笼子，用兰草编蛤蟆、编花篮儿。他答应我母亲等到冬闲的时节，带我母亲到村里去，跟一群穷人家的闺女学认字儿、写字儿。

过往行人，特别是那位好心肠的“洋学生”，在坟地茅屋前的瓜棚豆架下所留下的言谈话语，对于我的母亲——在当时只是一个长在偏僻的山沟里、穷看坟的闺女来说，不仅抵消了不少生活的孤寂，填补了头脑中的许多空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的母亲受到非同一般的思想熏染和风习影响。她再不肯用长长的布条子裹脚了。外祖母给她缠上，她就偷偷地抖落开。为着这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行为，她的脑袋经常被笤帚疙瘩打得小包刚下去，大包又跟着起来；身上也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总不见彻底消退。结果呢，她人长大了，脚也跟着长大了。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好婆家的，何况又是个最贫穷、最低下的看坟人的女儿。外祖父为这件事发愁，急得没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好委曲求全地给她找了一个傻子做丈夫。她决不屈从，决不肯不舒心地活一辈子。就在要成亲的头天，一个月黑天的三更里，她逃出坟地的茅草屋，逃出山沟。

母亲只身一人，逃到将近百里以外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本指望能找到那位姓秦的“洋学生”帮助，不想从看门人那里得知他被诬为俄国人的同党，杀了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2）

看门的老头儿见我母亲可怜，诚心诚意地劝她跟他回家。

这老头儿姓梁，自称是个“命大”之人。就在我母亲到了看门老头儿家不久，刚刚上炕端起饭碗，偏巧来了一位好几年没有登过门的侄子。

等到串门儿的侄子一走，老两口就咬起耳朵根子，然后老头儿对我母亲说，刚才来串门儿的我那侄子，你看咋样？我估摸着准可你的心。

母亲也觉得“巧”。因为她第一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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