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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在冷战时期打造的，其目的是要吸引这30亿人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当时没有人真正期望他们会投身市场经济，也没有人想到他们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会给每个人带来潜在的好处，但它也可能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它到来的时机正值国际经济结构出现严重问题之际，加上美国人的自我放纵，亚洲人的重商主义对这一全球化的过分看重而使得这一体系变得很脆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的胜利者对取得胜利后的准备还不如失败者对遭到失败后的准备充分。因此，如果对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处理不当，极可能导致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

总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1）

２００３年冬天，我的大儿子查米让我首次见识到这批新的市场经济冲浪者所释放出来的强大力量，以及他们可能如何与旧经济体系和结构互动。当时我们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塔霍湖的北面滑雪，他家就住在那里。在上山的缆车上，他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同投资当地的一家铲雪公司。

“什么样的铲雪公司？”我有点惊奇地问道，因为我儿子是一位高层软件开发人员。

“噢，这是一家铲雪公司，在下雪天它负责清除这一地区的宾馆和度假村周围的停车场和道路上的积雪，这里在当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５月期间经常下雪。”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大声嚷道，“怎么干起铲雪的营生来了？”

“老爸，”他回答说，“他们总不能把雪也转移到印度去吧。”

足足有一分钟我才回过神来。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儿子竟然担心自己的前程会受到来自印度或别的地方的威胁。当初，正是我建议他进入电脑科学的，深信这个领域会让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当我问他是不是工作遇到了困难时，他踌躇了一下说道：“业务外包”的确是一种新的经营思路。

他说：“您永远不会相信，某些不懂科技但又极力想在高管面前露一手的MBA的高才生，说不定哪一天会决定将整个运营部门转移到印度或其他国家去。”

我儿子继续解释说，所有大型顾问和服务公司，如毕博管理咨询公司（Bearing　Point）、国承商用机器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勤咨询与顾问公司（Deloitte）等每天不断向公司高管们游说，告诉他们如果将业务外包到印度去将会节省多少成本。

在询问了铲雪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同意投资少量美元以后，我决定在未来四周内计划访问的亚洲国家名单中加上印度（20年前我曾去过那里）。

在我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几乎全是中国，人们谈话的口气有点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的。若干年以前，当中国人从日本人手中接过钢铁、机械和电子元件的生产时，日本人便担心有朝一日被“掏空”的危险，如今他们在谈起中国时认为这是一种机遇。他们谈到中国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谈到日本时他们认为日本应当把中国摆在美国的前面。他们对日本的公司和国家的战略很自豪，因为他们保持了强大的制造基地，可以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进行大量投资，而不像美国，它没有什么可出售的。然而在几杯美酒下肚之后，他们便在平静的对话中口吐真言：日本公司和政府领导人都想知道，在未来日本如何才能与中国竞争。

在北京和上海，我再一次为中国持续现代化的速度所震撼，过去20年当中我每次访问中国都有这种感觉。离开中国6个月后，再返回来时就认不出原来的地方了。我从机场搭乘上海最新的磁悬浮列车，12分钟便到了市区。在车上，我不禁在想，如果美国能出现类似的事情该有多好啊。在以后的几天当中，当我穿梭访问上海的工厂、政府办公室、　顾问公司和智库时，头脑中的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低价商品制造的首选地，然而我在访问中的所见所闻表明，中国正在迅速成为高技术生产，甚至研究开发的世界首选地。

我在北京拜访摩托罗拉公司的几位老朋友时，更加深了这一印象。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上升时，摩托罗拉率先主张在美国继续高技术的生产，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计划来加强美国的高技术竞争力。现在，摩托罗拉的人却告诉我，该公司已经将它的制造和研究开发业的大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我飞到新加坡，在那里他们安排我将会见该国的开国元勋和政府资政李光耀。我认识李先生，是他预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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