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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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或者说这次为保持经济继续发展的大幅度减税早就放在他的1963年计划之中，这都是合适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这样有计划性。

这项法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总统就职前的赋税研究小组。它是由当选总统委任、由斯坦尼·萨里教授领导的，萨里后来是财政部副部长。那份报告同1961年4月总统关于赋税的一个全面的咨文一样，提出了一个简略的关于彻底和长期的赋税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将用堵塞漏洞的办法来扩大征税的基点，并废除对少数人有利的不公平条例，从而使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较低的税率。这是一个赋税改革法案，不是一个减税法案。虽然萨里和狄龙都同意，赋税改革将使低税率也可以征得同样数额的岁入，而且只有在增加这种“甜头”的情况下，才有助于使税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但是当时却没有提到或者打算降低政府的净收入。事实上，总统还公开强调，鉴于“预算问题那么棘手……我们不可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实行减税。”他打算在1962年1月提出这个法案，使国会在1961年能够集中力量研究那个“小”的赋税法案。这个法案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又不使国家收入受到损失。他打算在预算盈余这种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既实行减税又减少债务。

但那个“小”法案直到1962年后期才获得通过，这使得在第二年1月之前不可能提出一个规模较大、争议较多的赋税改革法案来。同时，总统拒绝了沃尔特·赫勒所主张的在1961年春天和1962年夏天实行暂时减税的办法。但是总统一面拒绝了这种建议——特别是在他听取了反对在1961年柏林危机时暂时增税的议论以后——一面还是考虑了赫勒最爱提出的一个题目，即关于战时为防止通货膨胀而制订的联邦税率问题。实行这种税率，使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期吸收了那么多的钱，以致使经济充分增长所必要的私人资金枯竭了。赫勒想以暂时减税作为长期减税的先尸。

在1962年春末举行的两次关键性会议之间——第一次正好在股票市场行情下跌之后，第二次则正好在6月7日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之前举行的——道格拉斯·狄龙一方面知道赫勒的论据很有说服力，一方面又想打消暂时减税计划，以免妨碍1963年赋税改革法案的通过，于是，他接受了应该给1963年法案规定一个纯减税额的观点。在6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那些改革将会“全部或部分”抵消1963年法案中的减税规定。但是在我们6月6日的会议上，这句话却变成了“部分”抵消——这并不是因为他仍然主张大幅度地减税，而是因为他认为一个少量的纯减税将会有助于税收改革法案的通过。

为了在出现市场行情下跌和经济呆滞情况之后，试图提高全国的信心并试图应付公众要求在那年夏天减税的压力，于是次日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回顾经济情况的同时，提到了一个近乎隐蔽的诺言：

第三，一个全面的赋税改革法案……将提出来，要求下届国会通过，并于明年1月1日生效。这是一项对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率的全面削减，这个税率将不会被其他改革完全抵消——换句话说，这就是一次纯减税。

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赋税改革，但是也已作出了保证。8月间关于经济问题的“炉边谈话”稍稍突出地谈到了减税问题，但没有涉及更多的细节：“对公司和个人的所得税实行全面的彻底的削减……这项创造性的减税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最终将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岁入。”谈话还引用了赫勒的理论：“我们现在的赋税制度对经济复兴和经济增长是一块纬脚石，它严重地腐蚀着每一个纳税人和消费者的购买力。”

然而，总统对于减税还是不够热情，如果不是对此抱怀疑态度的话。他仍然从1963年改革赋税的角度而不是从实行减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对数字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在中期选举期间。他几乎没有提到减税。而且，在政府内部和顾问之间，分歧还是很深的。某些经济学家主张摒弃所有的赋税改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过多会使减税拖延不决。某些部门的领导人主张减得少一些，以避免削减他们的各项计划在预算中的地位。有些人主张把减税和赋税改革分成为两个独立的法案。副总统认为防止石油枯竭的改革措施会不利于整个法案。还有各种争议：减税是否应包括公司在内，是否应除公司外其他都不包括在内，是否应将减税过程延长到二、三年，还是立即全部实行，是否应集中减轻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还是减轻高收入阶层的负担。

但是当这个法案首先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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